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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念一下“中国”这个词,他会念成“Китай”(Kitay),听起来非常像汉语里的“契丹”。

许多国家称呼中国时,读音与我们的想象相去甚远,而俄语里的这个词,词源确实就是从“契丹”演变而来的。要回答“中国为何叫中国”,不妨先从外国人怎样称呼我们说起,再回到这个名字本身的来历,两相对照,才能看清一个国名背后沉淀的历史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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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称中国为“契丹”,原因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那时与俄罗斯先民南面相邻的主要政权是辽朝,而辽朝正是契丹人建立的。“契丹”这一名号在中国北方存续的时间相当长,使得那一片区域周边的许多民族都把契丹看作中国的本体,今天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一带的语言里也能找到类似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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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初的意思大致是“天下之中”,指的是以洛邑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此后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个词又逐渐衍生出京师、正统王朝乃至国家的含义。

外国人对这些内部的细微差别并不在意,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能指代东方那个大国的简便称呼。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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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许多国家的名字都以“斯坦”结尾,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斯坦”来自古波斯语,意思十分直白,相当于“某某之地”。因此在亚美尼亚语中,中国被称作“Chinastan”,直译过来就是“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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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随佛教传入后又回到了中国,在翻译过程中经过音译加意译的处理,成了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词语“震旦”。

“震”在八卦中代表东方,“旦”的本义是日出,东方正是日出之方,于是“震旦”在音译之外又多了一层旭日东升、东方黎明的寓意。

1903年,马相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这是中国近代较早由国人创办的私立高等学府之一。1905年,因办学理念分歧,马相伯与一批师生离开震旦,另立新校,取名“复旦公学”,也就是后来的复旦大学。

“复旦”二字既取自《尚书大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也寄托着“复兴震旦”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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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流传的过程中,有些词的衍生链条相当长。今天英语中常用的前缀“Sino-”,可以追溯到晚期拉丁语的“Sinae”,再往前则与阿拉伯语的“Sin”以及梵语的“Cīna”一脉相承,而这条链条的源头,通常被认为指向秦或早期的中国王朝。

很多人以为英语“China”一词来自瓷器,词源是从“瓷器”变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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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顺序正好相反,是先有了代表中国的“China”,后来欧洲人才把从中国输入的瓷器称为“chinaware”,久而久之简称为“china”。关于“China”本身的词源,学界同样有多种观点,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也认为它源自“秦”的音译。秦朝只延续了十几年,这个名号却在世界语言中留下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回响。

古代西方对中国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来自丝绸。西方传统衣料多为兽皮、亚麻和毛织品,丝绸传入之后几乎带来降维式的冲击,轻薄柔滑的质地使它在罗马贵族中风靡一时,价格昂贵,据古罗马作家记载甚至可与黄金相比。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就曾抱怨,帝国每年因购买东方奢侈品流失大量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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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许多西方国家把盛产丝绸的东方大国称为“赛里斯”(Seres),意思就是“丝之国”。

在16世纪西方出版的一些世界地图上,“赛里斯”与“契丹”常常同时出现,有时还会再加上一个别的名称。

之所以一张地图上会有两三个指代中国的词,是因为西方人获取中国信息的时间跨度很大,来源也各不相同,他们一时没有意识到这片辽阔的土地原来属于同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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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美国人罗伊·法雷尔与澳大利亚人悉尼·德·堪曹在香港创办了这家航空公司,选用“Cathay”这个中国古称,正是希望借助它所承载的东方意象,打造一条连接东方与世界的航线。

说到“Cathay”在欧洲的流行,就绕不开马可·波罗。13世纪,他随父辈来到中国,回到欧洲后因战事被关押在热那亚的监狱中,向同狱的作家鲁斯蒂谦口述东方见闻,后者据此整理成书,也就是流传后世的《马可·波罗游记》。

这本书为哥伦布等欧洲航海家探索东方提供了参考,也影响了当时欧洲许多地图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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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游记里,马可·波罗把中国北方、原金朝疆域称为“契丹”,把中国南方、原南宋疆域称为“蛮子”(Manzi)。因此西方绘制的中国地图上,也会出现“蛮子”这个词。

这个称呼并不是马可·波罗听错了,而是当时的蒙古人就这样称呼南宋,他不过是照搬过去而已。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颇具意境的称呼“桃花石”。这个词最早见于公元7世纪东罗马史学家塞奥非拉克特·西摩卡塔的著作,写作“Taugast”。

1980年前后,新疆还出土过刻有“桃花石汗”字样的喀喇汗王朝钱币。当时喀喇汗王朝的可汗用这个称号,表明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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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石”一般被认为是北魏拓跋氏的音译,在当时泛指汉地之人,后来逐渐带有“中原王朝”的意思。由于这个词在口耳相传中读音与许多词都相近,其词源还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它源自李唐皇室“唐家”,本指唐朝;有人认为它是“大汉”二字传入异域后的转音;另外还有“敦煌说”等观点。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各家都能举出相应的依据。

它们像一面镜子,映照的是外人对东方的想象,称呼可以改变,叙述也可能走样,但被称呼的对象始终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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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中国”从通称成为正式国名,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清代在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已经以“中国”作为对外自称。

1912年进入近代国家建制后,“中国”逐渐成为国际交往中常用的国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作为其简称沿用至今,并深深印在每个人心中。这一国号的确立,也标志着这个古老国家逐步摆脱封建帝制,走向人民当家作主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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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读未必是造字的本义,却恰好说明了一个名字在人们心中所能承载的情感与认同。

别人怎样称呼我们,往往不由我们决定,而真正定义中国的,从来不是外部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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