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8年正月,紫禁城内,乾隆帝面对一桩尘封百余年的宗室旧案,亲自下诏恢复多尔衮的睿亲王封号。

这道诏书并不是简单替一位故人翻案,而是重新解释清朝入关初期的权力格局。多尔衮死于1650年,顺治七年;次年,他被追夺爵位,掘墓毁碑,宗室谱牒中也被除名。到了乾隆四十三年,前后相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

诏书开篇没有急着谈冤情,而是先确认功劳。乾隆帝称多尔衮“首先统众入关”,又说他“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这几句话分量很重,等于把清军入关、平定中原的关键贡献,明确归于多尔衮主持的那一代人。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1644年清军入关时,皇太极已经去世,顺治帝年幼,真正负责军事与政务统筹的,正是摄政王多尔衮。他一面借吴三桂之力打开山海关,一面调动八旗兵马追击李自成,又要处理南明残余力量和各地反抗。清廷能迅速从关外政权转为中原王朝,多尔衮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

乾隆帝随后提出一个很有针对性的疑问:如果多尔衮真有篡位之心,手中握有兵权,又掌握朝廷大政,为什么不在生前行动,偏偏等到死后才被指认谋逆?这不是为所有行为开脱,而是在追问证据是否足以支撑“反贼”二字。

顺治朝对多尔衮的指控,集中出现在他死后。有人把他生前使用明黄色车舆、服饰逾制,视作觊觎帝位的证据;又因其权势过重,便将许多政治猜疑汇集成谋逆罪名。乾隆帝认为,这些现象可以说明多尔衮权力很大,却未必能够直接证明他已经实施了叛逆行动。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诏书中还举了阿济格的例子。阿济格是多尔衮同母兄,曾率军出征,也有擅自行动、处置地方官员等问题。多尔衮没有因亲情放任,反而追究其责任,后来将阿济格由亲王降为郡王。乾隆帝借此说明,多尔衮处理政务并非一味偏袒亲近之人。

这段材料当然不能单独证明多尔衮毫无私心。政治人物既可能公事公办,也可能借制度打击对手。阿济格与多尔衮关系复杂,二人并非始终亲密无间。乾隆帝选取这一事例,重点不在还原全部矛盾,而在说明多尔衮并没有公开把宗室权力变成私人护身符。

更关键的证据,是多尔衮对诸王大臣的一番训诫。他曾说:“尽忠皇上者,予用之爱之;不尽忠、不敬事皇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话说得很硬,意思也清楚:臣下可以尊重摄政王,但不能因此轻慢顺治帝。

诏书还追述皇太极去世后的继位争议。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曾主张由多尔衮即位,多尔衮却表示不能接受,最终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乾隆帝反复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证明多尔衮在关键时刻承认皇统,而不是主动夺取皇位。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不过,承认顺治帝的名义地位,不等于多尔衮没有权力欲。摄政期间,顺治帝受到严格约束,朝廷大权长期集中在多尔衮手中。两黄旗大臣受到压制,索尼、鳌拜等人也曾被治罪或疏远。顺治亲政后对摄政时期颇多不满,这些史实不能因为乾隆帝的平反诏书而被抹去。

多尔衮的另一个特殊身份,也加重了后世猜疑。他先是摄政王,后来称“皇叔父摄政王”,再发展到“皇父摄政王”。在传统帝制语境中,“皇父”并非普通称呼,极易让人联想到权力越过臣下边界。至于宫闱传闻,多有后人附会,不能把未经确证的说法当作定案依据。

乾隆帝并没有完全否认多尔衮曾经专权,而是把“专擅”和“谋逆”分开。前者可以是摄政者权力过大,后者则必须有更明确的证据。原案把两者合为一体,既否定了多尔衮的政治过失,也把他的开国功劳一并抹掉,这正是乾隆帝认为不妥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三十八年,也就是1773年,他已经下令修缮多尔衮荒废的茔域,并准许近支后人祭扫。五年后,正式恢复睿亲王封号,追谥“忠”,补入玉牒,允许后裔承袭,并按照亲王园寝制度修整墓地,交由太常寺春秋致祭。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忠”这个谥号尤其耐人寻味。它不是说多尔衮一生没有过错,而是肯定他在清朝开国和维护皇统方面的作用。乾隆帝又命国史馆依据实录补写功绩传,实际上是把多尔衮从宗室罪人重新放回开国功臣的位置。

这场平反也服务于乾隆朝的政治秩序。清廷需要让宗室和大臣明白,功劳不会因为一时失势便全部归零,罪责也不能只凭政治胜负决定。乾隆帝平反多尔衮,同时恢复部分开国宗王原有称号,正是在重新整理功臣体系和宗室谱系。

因此,这道诏书既有替多尔衮伸冤的一面,也有维护皇权赏罚原则的一面。它没有让多尔衮重新成为皇帝,也没有否定顺治帝的统治,只是把一个被彻底抹去的开国摄政王,重新安置在清朝历史应有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