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二月,《读书杂志》第十八期摆在案头,胡适把古史论争翻到最后,落笔写下四个字:寻求证据。

这四个字,放在夏朝问题上,像一把冷尺子。

那时争得最凶的,不只是禹是不是人,尧舜是不是圣王,而是中国上古史还能不能照旧讲下去。旧书里,夏朝从禹开始,传到桀结束;课堂上,三代连成一线,夏、商、周排得整整齐齐。

可纸面越整齐,问题越扎眼。

商朝有殷墟。

甲骨片从河南安阳地下出来,刻辞里有王名、有祭祀、有战争。司马迁写在《史记·殷本纪》里的商王世系,竟能和甲骨材料大体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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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商朝站住了。

夏朝还悬着。

没有一片公认的夏代自证文字,没有一件器物自己刻着“这是夏”。《史记·夏本纪》写得热闹,可司马迁离禹、启、太康、少康,隔着很长的岁月。越是古老,越怕后人添枝加叶。

这就是疑古派出场的地方。

胡适生于一八九一年,安徽绩溪人,后来留学美国,回国进北京大学。他讲白话文,讲实验主义,也讲治史的方法。别人把他看成“专门怀疑古人”的人,其实他怕的不是古,怕的是没证据还当成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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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那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里,话说得很硬:“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

这不是一句漂亮口号。

它把夏朝问题从情绪里拽了出来。

有人说夏朝一定存在,因为古书都这么写;有人说夏朝一定不存在,因为现在没看见文字。胡适不肯让两边轻松过关。要信,就拿证据来;要否定,也拿证据来。

他还借八个字压住场面:“实事求是,莫作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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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放到今天看,仍旧不软。

因为夏朝最难的地方,恰恰在“证据”二字。

一九五九年,徐旭生到豫西寻找“夏墟”,走到河南偃师二里头一带。洛阳盆地的田野里,手铲刮开黄土,露出来的不是传说里的宫阙,而是一层层夯土、一片片陶器、一处处遗迹。

二里头出现了。

往后几十年,宫殿基址、道路网、贵族墓葬、青铜礼器、绿松石器、铸铜作坊陆续露面。这个遗址的年代,大体落在距今三千八百年至三千五百年之间,正卡在龙山时代之后、早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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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普通村落。

它有中心,有等级,有礼制,有手工业控制,也有向远方获取资源的能力。二里头像一座早期王都,把原来空荡荡的“商以前”填出轮廓。

钩子也正在这里。

二里头能不能直接等于夏?

许多学者倾向于把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看作夏都、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第一王朝”“赫赫夏都”的展陈,把六十多年考古成果摆给观众看。青铜爵、绿松石龙形器、宫城遗迹,不再是书斋里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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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最后一枚钉子,仍没钉死。

因为还缺一类东西:同时代文字。

商朝能被甲骨文坐实,是因为地下出土的文字自己开了口。夏朝现在最强的支撑,是考古年代、地域、文化面貌与传世文献之间的相互吻合。它越来越不像凭空编造,却还没有到“自己签名”的程度。

这就是胡适那把尺子的厉害。

它没有简单宣布夏朝是假,也没有因为古书写了就照单全收。它只逼人把话说到证据能够承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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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继续往前推。碳十四测年、环境考古、冶金考古、人骨考古、动植物考古都上了场。陶寺、石峁、二里头这些名字,一点点把中国早期文明从“传说云雾”里拽出来。

胡适没有等到这些成果完全展开。

一九六二年,他去世。二里头的许多重大发现,还在后面。

可他当年留下的办法没有过时:不能因为想证明,就把传说当证据;也不能因为暂时没挖到文字,就把整段历史抹掉。

夏朝很可能不是旧书里那样整齐的一本王朝年表。禹、启、少康、桀背后,也许有传说的放大,有后世的整理,有政治记忆的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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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里头摆在那里。

洛阳盆地的黄土下,宫殿基址还在,道路痕迹还在,青铜礼器还在。那个时代的中原,不是一片空白。

一九二四年,胡适把论争收束到证据上;一九五九年,徐旭生把手铲伸向豫西;今天,二里头博物馆的展柜里,青铜爵静静立着,像是在等一片真正能开口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