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周恩来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那天，毛泽东宣读碑文，亲手挖下第一铲土。纪念碑还没有一块完整的碑身，却已经承载了一个国家对牺牲者的庄严承诺。
建碑的想法，并非临时起意。新中国成立前后，各界人士都认为，应该为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牺牲的人们立一座丰碑。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在首都北京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
地点却一度难以确定。有人主张放在东单广场，便于行人瞻仰；有人建议建在八宝山，与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相邻；也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最能体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记忆。
周恩来没有只从交通和规模考虑。他指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也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关注的地方，纪念碑建在这里，才能与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联系起来。这番话说得实在，争论很快有了方向。
关于建碑意义，周恩来只用了八个字概括：“纪念死者，鼓舞生者。”这句话后来成为整个工程的精神核心。纪念碑不是单纯的建筑，也不是一块静止的石头，它必须让后人知道牺牲从何而来，也明白建设新国家为何艰难。
1952年5月1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周恩来虽未担任名义上的主任，却始终过问工程。他要求方案不能关起门来拟定，要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各地建筑单位和高校建筑系一共送来240多份设计方案，经过筛选和讨论，仍然难以统一。
周恩来逐份比较，既看建筑比例，也看纪念意义。他提出，纪念碑应立于广场中心，采用碑身、须弥座和台座相结合的构造，总高度为37.94米。这个方案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把建筑师的专业意见、传统碑刻形式和革命历史的主题揉合在了一起。
碑的朝向也曾引发争执。按照传统，碑面一般朝南；但天安门广场的人流多从东西两侧进入，若正面朝北，来者能够先看到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周恩来权衡后说，既然是为了“纪念死者，鼓舞生者”，就应当从实际效果出发，让人们进入广场后先看到正面。
一句话，解决了形式与实际之间的矛盾。
碑文书写更费心力。毛泽东为正面题写八个大字，周恩来负责背面碑文。那段碑文从“三年以来”写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涉及人民解放战争、人民革命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斗争，文字不长，历史分量却极重。
据相关记载，周恩来连续练写一周，前后写了40多遍。他把每个字拆开揣摩，再练习整篇书写，选出一幅满意的稿子送到工地，并谦逊地说：“不行再重写。”这并不是客套话，而是他对纪念性文字的谨慎。
碑文决定采用鎏金方式呈现后，周恩来特批经费购买黄金，共用黄金132两。金字嵌入碑面，既增强了远距离的辨识度，也使文字与坚硬的花岗岩形成鲜明对照。那些字并非装饰，而是整座纪念碑最重要的语言部分。
浮雕创作同样经过反复推敲。周恩来认为，浮雕不能只追求好看，必须表现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程。刘开渠被调到北京主持创作后，雕塑人员先学习近代史，又考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地的传统雕刻艺术。
经过筛选，碑座浮雕确定为八个主题：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渡江战役以及支援前线。它们没有把历史写成抽象口号，而是用人物、动作和场面，把一个民族由苦难走向解放的过程固定在石头上。
材料选择也丝毫马虎不得。兴建委员会在全国征集石料，专家多次考察比较，最终选定青岛大金顶一带的花岗岩作为碑心石。石料要完整，色泽要稳重，质地还要经得住岁月侵蚀。这样的要求，决定了工程不可能一味追求速度。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全部建成。5月1日，落成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红绸揭下，毛泽东和周恩来题写的鎏金文字映入人们眼前。历经近六年，这座纪念碑终于完成了从一纸设想到国家象征的转变，而周恩来留下的，远不止一项工程的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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