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和即将与它结盟的纳粹德国越走越近。日军把刀锋对准中国人民,由此写下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一页:南京大屠杀。
日军在城里烧杀抢掠,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成了他们的目标。就在这样一座城市里,有一个人站了出来,挡在日本兵和中国百姓之间。他叫约翰·拉贝,是西门子中国公司的负责人。这个商人把自己的安危放在一边,护住了涌向他寻求庇护的20多万平民。
可问题在于,拉贝是纳粹党员。按当时的国际格局,他本该站在日本人那边。一个纳粹党员为什么会和所谓的“盟友”对着干?他向希特勒发出的求救电报,最后又换来了什么?
拉贝1882年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此后大半辈子都在这片土地上度过。1937年日军侵华,战火一路烧到他家门口。
南京危在旦夕,德国和美国的官员纷纷撤离,城里只剩寥寥数人。拉贝选择了留下。他当时的想法很直白:如果自己一走了之,就等于让他所信奉的党背上“伪君子”的骂名。
在他眼里,那是一个照顾穷人的政党。今天回头看,这个理由多少有点讽刺。纳粹是什么,历史早有定论,拉贝对它的想象完全是一厢情愿。可偏偏是这份天真把他留在了南京。
动机未必站得住,结果却实打实地救了人。1937年9月到11月,拉贝凭着自己的身份保护公司员工。那段时间的日记读起来甚至有点轻松,写轰炸,写防空洞,也写喝茶,写和中国朋友的往来。
可随着日军一步步逼近,局面变了。1937年11月22日,拉贝和留在城里的外籍人士组织起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大多是美国医生和教授。
他被推选为主席,目标只有一个:在破城之前,给平民留出一块能活命的地方。他们提议划出一片安全区,把手无寸铁的人引导进去,指望日方承诺不在区内动手。
但日方始终不肯留下任何书面承诺,借口是有军人混进了安全区。拉贝那时还相信,德国国内总有人会听他的。11月25日,他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给克里贝尔,请对方支持他向希特勒的请愿。
另一封直接发给希特勒,请他出面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非战斗人员设立中立区。结果是没有回音。南京战事迫在眉睫,两封电报石沉大海。德国使馆通知拉贝撤离,他客气而坚决地回绝了,表示要留下来保护20多万非战斗人员。
电报到底有没有送到希特勒手里,现在说不清。但我觉得,就算送到了,结局恐怕也差不多。
德日两国早在1936年就靠《反共产国际协定》绑在了一起,一个外派商人的人道请求,放在这种同盟利益面前,分量实在太轻。南京城门随后关闭,安全区建立起来。
拉贝负责全面运转,医药、粮食、运输都要他操心。空袭开始后,大批平民涌入安全区。委员会夹在各方的政治博弈中间,一边顶着炸弹,一边想方设法往区内运物资。
日本电台很快宣布南京即将陷落。当时城里有外籍人士在日记中写道,南门一夜之间死了一千多人,安全区里也有数百人遇难。街上尸横遍野,拉贝一次次撞见暴行现场。
他曾试着跟日方谈判:中国士兵如果放下武器,能不能得到公正对待?答案是不能。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闯进安全区。从这天起,拉贝的日记几乎每一页都是暴行。死的人越来越多,安全区内外遭受侵害的妇女数量多到骇人,日军的抢掠也愈演愈烈。
就在这片黑暗里,也透出过人性的光。拉贝写到,他和美国同伴常常只要往那儿一站,就能把日本兵吓走。
他家花园里挤进了300多名难民,大家都觉得那是全南京最安全的地方。他亲手把闯进家门的日本兵轰出去,不许任何人伤害躲在他身后的人。
拉贝也坦言,这事他做起来比美国人容易。他只要指指胳膊上的卐字臂章,喊一声“德国人”或“希特勒”,日本兵就会退走。后来躲进他家院子的难民一度达到600多人。
这是整个故事里最复杂的一幕。那个臂章背后的政权在欧洲犯下了深重罪行,到了南京,却被一个商人当成护身符。
不想替任何符号洗白,但得承认,在那种绝境里,拉贝把手边能用的东西全用上了,为的只是让人活下来。
1937年平安夜,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不后悔留在这里,因为我的存在挽救了许多生命。但尽管如此,我所承受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
拉贝和同伴们不停地写报告,记下亲眼所见。他似乎认定,中国以外的人根本不知道这场暴行有多大规模。到1938年1月中旬,安全区里挤着约20万人,粮食短缺,暴力袭击也没有停。
随后日方宣布解散安全区。拉贝对躲在他院子里的难民说,他绝不会赶他们走,可如果日军大举闯入,他也没多少办法。
至于死亡人数,拉贝当时估计在5万到6万之间,这是一个人在有限视野里看到的数字。战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遇难同胞在30万人以上,这也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历史结论。
1938年2月,拉贝离开南京。走的时候,他已是当地人心中的英雄,被难民们称作“南京的活菩萨”。同年4月15日,他回到德国。
真正的结局,是在德国揭晓的。他没有沉默,在柏林做报告,放映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下的南京暴行影像。1938年6月8日,他又给希特勒写信,附上报告和影片,讲述他在南京看到的真相。
拉贝回到德国后,没有选择沉默。他在柏林举行报告会,播放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影像,还试图通过书面报告促使德国当局关注日军暴行。结果,他的行动引起盖世太保注意,随后遭到拘押和审讯。
西门子出面担保,他才被放出来,条件是不许再公开谈论日本。马吉的影片被没收,他也不能再就南京演讲或写作,这就是那封求救信换来的结局。
想想挺心酸。在南京,他被难民当成活菩萨;回到自己的国家,说出真相却成了麻烦。他以为那个政权讲道理、顾穷人,可它在乎的只有和日本的同盟。这之后,他很少在日记里提希特勒和纳粹党。
战后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他先后被苏联人和英国人逮捕,调查后都没查出问题,1946年6月被盟军正式认定完成“去纳粹化”。日子依旧难熬,当时中国方面得知后,曾定期给他寄去食物和钱。
1950年1月5日,拉贝在柏林因中风去世。德国和中国都有纪念他的地方,拉贝在南京的旧居(广州路小粉桥1号)如今是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
每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个日子从2014年起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拉贝被记住,不只是因为他救了多少人,还因为他留下了证据。
日记、报告、影像,在日本右翼一次次否认、淡化那段历史的时候,都成了绕不过去的证词。
对拉贝来说,这一切从来与希特勒的“愿景”、纳粹党的意识形态无关,甚至跟他是不是德国人都无关。他不顾命令留在南京,原因很简单:他是人,他们也是人。
凭着这份共通的人性,加上对南京百姓的感情,他做不到一走了之。那封电报没有回音,那封信换来了审讯。
可历史最后给出了答案:希特勒和他的同盟早被钉在耻辱柱上,而一个固执留下的商人,被南京人记了快九十年。用拉贝自己的话说,这一切都那么显而易见,跟英雄主义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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