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殿试,皇帝没让他们作诗,而是丢出十个麻烦事,让八个书生当场当县官。”

这事发生在宋仁宗天圣八年,放在今天,都足够上一次热搜。

因为在那个爱考诗赋、爱写马屁文的宋代,忽然来了一场“反套路”的考试:不考歌功颂德,不让你堆辞藻,而是丢给你一堆活生生的难题——有人赎人不谢要不要绝交?有人谎报军械怎么判?有人主张趁敌人渡河一半时偷袭算不算不讲武德?还问你死囚服侍官府,遇到大赦到底死不死。

这不是科举版“民法+刑法+行政法+伦理学”联考吗?

要说清这件事,还得从头捋。

宋代的科举,发展到北宋,可以说是彻底“卷”起来了。录取率明显比前朝高,考中以后待遇也翻着番地涨,真的是“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简单讲,就是只要你考上进士,往后半辈子的轨迹,很可能一路开挂。

但问题也随着“科举大跃进”一起来了。

殿试,本来是皇帝亲自选人、给天下士子最后盖章的最高一关。按制度,皇帝一般要亲自出题,听起来挺隆重,但题目多半是诗赋。皇帝出个题目,什么“太平”“六合”“民生”,下面一群士子开始摇头晃脑写文章,写一通就是。

比如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刚灭了北汉,殿试就出一题:《六合为家赋》。什么意思?就是让你夸——大宋天下一统,大好河山皆为一家。结果进士王世则懂规矩,立刻开吹:“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这话是人话吗?不是,是马屁话。

但宋太宗看完呢,“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

你看问题在哪儿了吧?

诗赋在制度上,本来是想考你文采、学识,结果到了实操层面,慢慢就变味了:变成谁会写漂亮的“彩虹屁”,谁就有更大希望在殿试中拔得头筹。考场上,诗赋往往还是最后一道关卡,直接决定你能不能中,排第几名。

诗赋考什么?不是你的治理能力,不是判断力,更不是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而是你会不会顺着皇帝的意思讲,能不能“贴题地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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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弊端,早在宋代就已经被人骂烂了。很多士大夫反复提意见,说诗赋害人、不实用,也有皇帝听得心烦,却始终没彻底下决心废掉。因为它已经成了制度里根深蒂固的一块,就像顽固的老病灶,疼的时候想动手术,真要动了,又担心出大乱子。

所以,殿试中慢慢也出现了平衡:一边继续考诗赋,一边加入更接地气的东西——比如今天要说的“书判拔萃科”。

书判拔萃科,简单讲,就是专门从已经在做官的人里面,再拔一批出众的出来,是种破格选拔制度。它不是给刚从书院里出来的秀才的,而是对有官身的人进行二次筛选,考的东西也更实在:经义、时政、判断案件、书判能力等等。

到了宋仁宗天圣八年,这个科终于玩出了一次“教科书式操作”。

那次,凡是报考书判拔萃科的,经过层层选拔,最后只剩下八个人进殿试——“应书判拔萃科者凡八人”。换句话说,这是八个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已经打过基础的官员,撑死算“预备干部中的优等生”。

仁宗皇帝御崇政殿亲自主持,让他们在殿堂上现场做题。这次殿试,一共出了十道题,被当时的文人曾敏行记在了《独醒杂志》里,称为“问题十通”。

这十道题,完全不是诗赋那一路,压根不考你会不会对皇帝写情书,而是“皆以民事试之也”——全是与老百姓生活、官场实际操作直接相关的议题。

咱们一条一条拆开看,你就知道宋代这场“硬核考试”,有多现实。

第一问:戊不学孙吴,丁诘之,曰顾方略如何尔。

翻成白话:有个人叫戊,不肯学《孙子兵法》《吴子》这些兵书。旁边的丁看不惯,就质问他:你不学兵书,却总在那儿谈什么“方略”,你哪来的方略?

看似简单,其实是个典型问题:当时社会上很多人爱空谈大局、战略、天下之理,但实际上连基础兵书都没认真学。皇帝让你评这个,就是要看你是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面对这种人,你是要附和他“谈理想”,还是指出他的不学无术?你会不会讲“学问与实践”的关系?你站在哪一边,其实也反映了你的价值观。

第二问:丙为令长,无治声,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岂以小大为异哉。

大致意思:有个叫丙的,当县令(百里之长),但政绩平平,没什么好口碑。于是丁说,这人不是当县令的料,不是“百里才”。旁边壬却反驳:君子不器,怎么能用官职大小来划定能力呢?意思是,人不能拿官位大小衡量,是不是一定要政绩显著才算人才?小县做平平,不代表他不能干更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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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变成“政绩标准”和“用人尺度”的问题——你赞成丁的看法,还是壬的?你怎么理解“君子不器”?你是否认为“平庸官员”就一定不是可造之才?这种讨论,在今天的人事制度里一样有现实影子。

第三问:私有甲弩,乃首云止槊一张,重轻不同,若为科处。

这个问题就更实在——有人私藏强弩,这是违法的。他一开始却谎称自己只有一柄矛(槊),弩和矛在法律上是不同级别的武器,危险程度也不一样,那怎么定罪?是按照他实际上藏的弩,还是按照他自己口供里说的槊?他有隐瞒,算不算加重?怎么拟法条中的“重轻不同”,怎么科罪?

这就是标准的刑事案件判断题,要你综合法律条文与实际情况去判,既不能死抠条文,又不能完全凭情绪。你如果今天是检察官或者法官,大致也要面对类似问题。

第四问:丁出见癸缧系于路,解左骖赎之,归不谢而入,癸请绝。

这题是伦理题。情景是这样的:丁出门时,看见癸被捆绑押在路上,就把自己车左边那匹马解下来卖了,拿钱把癸赎出来。结果丁回家之后,癸连一句感谢话都没有,直接黑着脸进门。癸心里不平衡,说要和丁断交(“请绝”)。

试问:这关系该不该断?癸是不是白眼狼?丁要不要计较?你要怎么评判这个行为?这里面牵扯恩义、礼节、情感、行为动机,考你对“人情”的理解,而不是冷冰冰地按条文。“赎人之恩”与对方的态度,应怎么看?是非不那么简单,你得细致分析。

第五问:甲与乙隔水将战,有司请逮其未半济而击之,甲曰不可。及阵,甲大败,或让之,甲不服。

这是军事伦理+责任判断题。甲与乙隔着一条河准备交战,有官吏向甲建议:趁乙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打他,那时候他们阵型乱,是最好机会。甲不肯,说这样打不光彩。等到正规“摆开了阵势”再打,结果自己大败。战后有人责怪甲,说他不听建议导致失败,甲不服,觉得自己是讲义战。

你作为考生,要判断:甲到底是犯了错,还是值得称赞?“兵不厌诈”和“堂堂之阵”该怎么权衡?你站哪边?你对战争中的“正义”与“效果”怎么看?这题可抽象,也可具体到军事决策责任。

第六问:应受复除而不给,不应受而给者,及其小徭役者,各当何罪?

翻译成现代话:本来应该减免徭役的人没给减,不该减免的却被减了,那这些负责发放、审核的人该怎么定罪?还有那些小的徭役,搞错了怎么算?

这是典型的行政问题。一个地方官在处理赋税、徭役减免时出错,有的是误差,有的是徇私。你要区分:是故意还是失误?是个人行为还是制度漏洞?责任追到哪一级?罪责多重?这就是在考你是否能合理界定“过失”与“罪责”,站在老百姓和国家的双重角度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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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问:乙用牛衅钟,牵引过堂下,甲见其觳觫,以羊易之。或谓之曰:见牛不见羊。

这题看着很玄,其实又是个伦理+象征问题。大意是:乙要用牛来祭钟(“衅钟”),牵着牛从堂下过,甲看见那牛浑身发抖,可怜得紧,就把牛换成一只羊。旁边有人评论说:你这是“见牛不见羊”,只心疼牛,不心疼羊。

你要评:甲的行为,是仁慈,还是伪善?你只对眼前所见的痛苦敏感,对没看到的就无所谓,这算不算“选择性仁慈”?这题往大了说,是对“仁政”“怜悯”的考验——你是否真正懂“仁者爱物”,还是只为当下感动?

第八问:官物有印封,不请所由官司,而主典擅开者,合当何罪?

白话:官府的物资,有官印封着,本来要由授权机关开封。结果负责保管的主典没请示就擅自拆封,这怎么定性?是程序问题,还是可能藏着偷盗嫌疑?在没有明显贪污证据的前提下,怎么判断他的行为?责任到何种程度?

换成今天,就是公务员乱动公章、随便动仓库、越权操作,要怎么罚?你要在严肃的制度和实际执行中,拿捏一个平衡点。

第九问:庚请复乡饮酒之礼,辛曰古礼不相沿袭。庚曰澄源则流清。

这是个制度与文化问题。庚提出:咱们恢复“乡饮酒礼”吧,这是古代乡里聚会、推举贤者的仪式,能教化民众。辛却说:古礼不必照搬,时代变了,不一定要沿用。庚的回应是:“澄源则流清”,意思是源头清明,水流自然干净,恢复礼制可以从源头上正人心。

你要站队:你觉得要不要恢复这种礼仪?古礼到底是束缚,还是教化?你对“复古”“守礼”“变革”的态度是什么?这题考的是你的政治理念与文化观。

第十问:死罪囚,家无周亲,上请,敕许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

最后一题是典型法律技术题:有个死刑犯,本来按律要处决,但家里没人照顾老人小孩,或者没人承担某种责任,就有人上奏,请让他暂缓死刑,改为服侍某个单位或官府,皇帝也批准了。问题是,如果后来遇到大赦——按惯例,大赦会免除一部分罪犯的罪,他这个“死罪改服侍”的人,到底算不算在赦免范围内?他应不应该免死?

这里考的,是你对“法理”和“恩赦制度”的理解:他虽未真正执行死刑,但在名义上还是“死罪”?还是已经转为另一种刑?大赦的适用范围,要严格按法条,还是可以有弹性解释?

这十道题,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实则都是围绕一个核心:你这个人,适不适合当官,尤其适不适合当有判断权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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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场殿试,跟写《六合为家赋》那种马屁文章完全不是一路东西。它不追求华丽辞藻,而是逼你在短时间内展示:你怎么看人情、怎么看法律、怎么看制度、怎么看战争、怎么看礼乐教化、怎么看官员责任。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这八个人站在殿堂之下,抬头就是仁宗皇帝,他们不是拿起笔来写“构尽乾坤,为君之玉户金关”,而是要眼睛一眨不眨地对着现实问题给出判断。写诗可以靠平时背的句子,写这种“书判”,可就真得靠积累的见识和办事经验了。

所以曾敏行才说,这次是“皆以民事试之也”。他不是在夸张,而是在强调这次考试的“现实主义”取向。

我们再看结果:八个人中,六个人被录取。“中选者六人”。这个比例不算低,说明这次选拔,确实找到了一批合仁宗心意的人。

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就是余靖。他在这次书判拔萃科中拿了第一——“中书判拔萃第一”。按当时的制度,被授予“将作监丞,知海阳县”。后来他一步一步做上去,成为著名的“庆历四谏”之一,是那批敢在仁宗面前直言不讳的谏官代表人物之一。

也就是说,那个在殿试上面对“十通问题”冷静作答的人,后来在真实政治生活里,也确实展现出了同样的清醒和胆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种以“民事”为主的考试,确实有助于选出真正有治理能力、而不是只会写华丽文章的人。

另外三位——尹师鲁、毛子仁、李敦裕,也都各有任命:“师鲁武胜军掌书记,知河阳县;子仁镇东军推官,知宣城县;敦裕大理寺丞,知华亭县。”你会发现,他们被安排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职务,不是虚衔:掌书记、知县、推官、大理寺丞,这些都是一线岗位,要直接面对百姓、案件和行政事务的。

这恰恰说明,朝廷希望通过这次考试,把这些人放到实际治理位置上去“用起来”,而不是仅仅给一个名头。

站在更大一点的视角看,宋仁宗并不是随便搞搞。书判拔萃科,早就有雏形,它的特点,就是重视“经义+时政+案件”的综合能力测试,重点面向已有官身的人。天圣八年的这次殿试,只是在这一传统之上,做了一次很典型、很完整的实践。

如果你细品,会发现这件事的影响不光是“一次有意思的考试”,而是悄悄挑了科举制度的一个方向:从重诗赋、重辞章,往“重实务、重判案、重行政”这边挪了一步。

你要知道,彼时的主流殿试,依然是以诗赋为主。皇帝出题多半围绕帝德、太平、河山、政令,考生的任务就是环绕主题,写得对味、写得漂亮。而天圣八年这次,直接丢给你十个现实中的麻烦事,说白了就是:你别光会说好听的,你真遇到这些事怎么办,写出来看看。

这对后来的人有什么启发?至少有三点。

第一,选拔制度不一定非得围着“文化资本”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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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科举很看重文才,尤其诗赋,某种意义上就是审美考试——你文风雅不雅?意境高不高?辞藻漂亮不漂亮?但治理国家,尤其是县一级甚至州一级的官员,并不需要人人都是大诗人。天圣八年的这场殿试,其实是在说:能审案、能判事、能讲道理、能理解人情,也是一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对百姓更重要。

第二,考试不等于脱离现实,反过来,考试可以逼你面对现实。

看那十道题,没有一题是虚头巴脑的。它们几乎可以直接搬进“公务员考试案例分析题库”里。读书人如果长期只围着经书转,却很少思考现实问题,那当他真正上任时,很可能手忙脚乱。书判拔萃科就是从这个角度,狠摁了一下当时风气,说白了是:别再光背书,动动脑子想想现实。

第三,制度再顽固,也可以从边缘处撬动。

诗赋这块老病灶,当时就有人骂,说它容易变成马屁场。但真要从科举中完全砍掉诗赋,既有士大夫的阻力,也有皇帝端着的架子,还牵连无数既得利益者,谁敢轻易动?仁宗没一下子砍,而是先在“书判拔萃科”这个范围内做实验:让已经在体系中的人来跑一跑新赛道,看效果如何。这种做法,说温和也温和,说聪明也很聪明。

别人写《六合为家赋》的时候,他这边悄悄地搞了一场“十通问题”的实务考试。

如果把时间推到今天,其实这十道题,依然有参考价值。比如:

——我们今天招公务员或者选任法官、检察官,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这类具体情境中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只考你记住了多少条条?
——一个人只愿怜悯眼前可怜的小牛,却没想到被换上的羊,同样要死,这是不是在提醒我们:所谓“善良”,不能只停在“看到的”那部分?
——“大局战略”的讨论,如果脱离扎实的基础学习,是不是就变成了空洞的口号?
——在战争或竞争中,讲不讲“堂堂之阵”,是不是仍然在困扰很多决策者?

这些问题,并不因为千年过去就过时了。

更重要的是,天圣八年的这场殿试,给科举传统留下了一个很清晰的注脚:读书,不是为了写更漂亮的马屁,而是为了将来坐在公堂上,面对真真切切的人和事,做出尽可能公正、仁厚、又不失原则的选择。

从宋太宗那句“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开始,到宋仁宗这十道“民事试题”落地,中间其实也是一场漫长的博弈——在“帝王喜好”和“国家治理”之间,在“文才炫技”和“实务能力”之间,在“传统惯性”和“改革试探”之间。

天圣八年的那一天,崇政殿里站着的那八个人,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写下的那几篇书判,会在千年之后被人翻出来,当作一个时代试图自我纠偏的证据。

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回头看这一幕,很难不生出一种微妙的感觉:原来“别只会写马屁,多想想现实怎么办”这种呼吁,在一千年前就已经有人用考试制度认真地试过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