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28日,上海乍浦路桥,一名推三轮车的车夫正弯腰使劲,桥上的行人来来往往,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穿着旧衣、操着南方口音的苦力,竟是被军警搜捕两个多月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

暗探没有急着抓人。

他们乔装成商人和车夫,故意让中野久勇替忙车推上桥。车到桥中,一名暗探拿出5000元旧币,要求找回3000元零钱。车夫接过钞票,皱眉说道:“一只大饼都要3000元,哪有那么多零钱?”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就是这句话,让他露出了破绽。

中野久勇在中国生活多年,会说中国话,也能模仿几句上海方言。可“大饼”二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发音拖得过长,语气也不对劲,明显带着外国人的习惯。暗探相互使了个眼色,随即按住车夫。经过辨认,此人正是逃亡两月之久的中野久勇。

这个结局颇有讽刺意味。一个曾经负责侦缉、审讯和破坏抗日组织的日本特务,竟因一句日常叫卖般的话,把自己送回了牢房。

中野久勇并非普通军人。抗战时期,他曾任侵华日军崇明岛特高课长。特高课承担情报搜集、监视民众、破坏地下组织等任务,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血腥记录。崇明当地资料和战后调查显示,他曾参与抓捕抗日志士,并对被捕人员施以酷刑。

1940年7月,崇明发生大规模屠杀事件,死难者达二百余人。战后,岛上居民持续举报中野久勇的罪行。黄乾亨等抗日人员被捕、受刑并遇害的案件,也成为法庭审理的重要证据。

1947年初,国民党当局在上海江湾高境庙设立战犯拘留所,中野久勇被关押于此。与后来更加严密的看守相比,这里的管理存在明显漏洞。没有统一囚服,外围防护也不够完善,部分工作人员情绪低落,值守制度执行不严。

1947年12月14日深夜,中野久勇借口上厕所,趁牢门开启之际溜到办公区域,随后翻墙逃走。寒冬中的上海十分寒冷,值班人员又没有始终守在岗位上,他因此侥幸离开拘留所。

越狱之后,他先把身上的西装卖掉,换成长袍马褂,尽量把自己装扮成中国人。白天在街头游走,晚上睡在上海北火车站候车室。为了治感冒,他买了几包粉末状阿司匹林,没想到这件东西反而让他遭遇了一次意外盘查。

他后来试图前往嘉定投靠旧识,却因拿不出证件被城门守卫扣留。药粉被误认为违禁物品,他便谎称自己是来自广东的商人,名叫王寿章。嘉定警方没有识破身份,将他当作普通嫌疑人处理。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这场误捕,反倒替他遮住了行踪。他先后被转送至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地方法院,前后被关押数十日。药粉化验确认是阿司匹林后,地方法院以证据不足将其释放。军警苦苦搜捕,而真正的目标却已经从另一处看守所走了出来。

回到上海后,中野久勇不敢接触日本侨民,也不敢以真实身份寻找工作,只能靠推车挣取微薄收入。他常在乍浦路桥、老垃圾桥一带替黄包车和三轮车夫推车,换取一点费用,夜间则栖身于菜市场附近。

上海警方经过分析,判断他很可能尚未离开上海。暗探走访街巷,终于发现桥头有一名车夫与中野久勇相貌相似。经过几次观察,才有了那场精心设计的试探。

被捕后,中野久勇被送入提篮桥监狱。1948年2月28日,他因在崇明期间连续屠杀俘虏等罪行受审。面对证人和案卷,他一会儿说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一会儿又把责任推给上司和部下。法庭为其聘请辩护律师,但辩解没有改变证据所指向的事实。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审判中,他甚至谈起越狱经过,颇为得意地说自己曾经“过了几道关”。法官随即追问崇明的具体罪行,他的态度才转为闪烁。那些被害者家属的证词、地方调查材料以及相关案卷,逐渐拼出了完整的犯罪事实。

1948年4月8日,中野久勇与其上司大庭早志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临刑前,两人仍试图喊冤。中野久勇声称自己“无罪而受罪”,大庭早志则要求法官重新前往崇明调查。

然而,军事法庭已经完成审理,证据和程序均有记录可查。押赴刑场途中,两人还唱起日本国歌,大庭早志因恐惧一度晕倒。执行枪决后,中野久勇仍未立即毙命,行刑人员依令补枪。

1948年4月9日,上海多家报纸刊载了这起案件的判决与执行消息。那个曾在崇明主持特务工作的战犯,最终没有死在逃亡路上,却在一句关于“大饼”的话里,被辨出了真实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