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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余年,大量人群研究已经表明,肠道微生物组成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然而,即使属于同一个细菌物种,不同个体携带的菌株之间也可能存在大量遗传差异。这些差异既可以表现为大片段基因的获得或缺失,也可以细化到基因组中的一个碱基变化,也就是单核苷酸变异(single-nucleotide variant,SNV)。而一个看似微小的碱基替换,就可能改变蛋白质中的一个氨基酸,并影响蛋白质功能和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因此,如果将人类遗传学中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思路进一步延伸到肠道微生物基因组,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能否像研究人类遗传变异一样,在全基因组尺度系统寻找与人体健康和环境暴露相关的共生微生物遗传变异?

2026年11月4日,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Groningen,UMCG)傅静远团队在Nature发表题为Microbiome-wide PheWAS links gut microbial SNVs to health and exposures 的研究论文。在这项工作中,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大规模肠道微生物单核苷酸变异的表型组关联研究(ph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PheWAS)。研究整合来自荷兰和坦桑尼亚六个人群队列,共 10,781名参与者、11,831份粪便宏基因组样本,系统检测约 1280万个常见肠道微生物SNV,并与 244项人体健康表型及环境暴露因素进行关联分析。研究最终鉴定出 940个相互独立的微生物SNV关联信号,涉及101种肠道细菌和69项人体表型或环境因素,并进一步借助蛋白质三维结构信息,将统计关联推进至氨基酸残基、配体结合口袋和蛋白互作界面层面,为后续探究提供了值得优先验证的候选位点。

从“有什么菌”到“菌的基因组哪里不一样”

此前,研究人员已经通过微生物基因组结构变异(structural variation,SV)发现,菌株间基因获得和缺失与胆汁酸代谢、葡萄糖代谢以及宿主遗传背景等因素有关。但SNV提供了另一层互补信息:当一个核心基因几乎存在于所有菌株中时,真正具有功能差异的可能并不是“有没有这个基因”,而是这个基因中的某一个碱基究竟是什么。不过,要在人群尺度开展微生物组GWAS,其中一个关键难题来自细菌自身强烈的群体遗传结构。不同细菌谱系往往同时携带大量彼此连锁的遗传变异。如果某个菌株谱系恰好更多出现在某一类人群中,那么成千上万个谱系特异SNV都可能与相应人体表型产生统计关联,从而形成严重的谱系效应。

为此,研究团队针对每一个细菌物种,评估样本是否具有近似可定相(quasi-phaseable)的特征,尽可能纳入由单一菌株主导的样本,减少多菌株共存对分析的干扰。随后构建种内遗传相关矩阵,并采用线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LMM)控制细菌的群体遗传结构。在每个队列独立完成关联分析后,进一步进行跨队列荟萃分析,并采用严格的显著性阈值进行信号筛选。随后又通过考虑种内遗传结构的置换检验筛选稳健信号,并利用全基因组尺度的连锁不平衡分析将大量彼此相关的SNV归并为独立位点。最终,研究从数亿次检验中筛选出940个独立关联信号,涉及101种细菌和69项人体表型/暴露因素。本研究建立的方法学框架,也为今后在更多人群中开展类似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分析路径。为促进后续研究,团队已经建立了公开的SNV-MWAS在线数据库(https://fulab.web.rug.nl/SNV-MWAS/),提供研究中发现的关联结果,为未来肠道微生物遗传学研究提供数据参考和方法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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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与整体分析流程】

SNV分析真正提供了多少物种丰度分析无法获得的信息?研究人员进一步将SNV关联与物种丰度以及微生物结构变异层面的关联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在具有SNV关联的微生物物种中,约三分之二在对应表型上并没有显著的物种丰度关联。而在系统比较的62,464个“物种—表型”组合中,共有533个组合存在SNV层面的关联,其中 460个(86.3%)仅能在SNV层面被观察到。这意味着,一个细菌物种的总体数量完全可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其内部菌株组成以及特定遗传变异的频率已经发生改变。

人体年龄留下了最明显的微生物遗传印记

在全部244项表型和暴露因素中,年龄是与肠道微生物SNV关联最广泛的宿主因素。研究共发现与年龄相关的99个独立信号,涉及42种细菌和8,117个SNV。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部分信号不仅能够在多个荷兰队列中重复,还可以在地理位置、生活方式和遗传背景均明显不同的坦桑尼亚人群中观察到。其中最具重复性的信号来自重要的肠道共生菌普氏栖粪杆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研究人员发现,该菌 sarA_2/oppA基因中的多个错义SNV均与宿主年龄显著相关,其中最显著位点为102274_1617247。携带该细菌位点T等位基因的个体平均年龄比未携带者高约4.9岁。随着宿主年龄及其肠道环境发生变化,携带不同遗传变异的细菌菌株可能具有不同的适应能力,由此改变相应等位基因在人群中的频率。这促使研究人员进一步追问:这些发生在同一个基因中的氨基酸改变,究竟可能影响什么功能?

从碱基到蛋白质三维结构

sarA_2是oppA的同源基因,其编码蛋白属于ABC型寡肽转运系统的底物结合组分。研究团队利用AlphaFold3预测并组装了由SarA_2/OppA、OppB、OppC、OppD和OppF五个亚基组成的完整转运复合物。三维结构显示,该复合物内部形成一个类似“通道”的空腔,而SarA_2/OppA位于通道入口附近,类似控制底物进入的“门”。有意思的是,与年龄相关的错义SNV所改变的氨基酸恰好位于这一空腔区域。

进一步的功能注释显示,该复合物中的OppF亚基与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转运系统的GsiA亚基具有同源性。研究人员随后将整个转运系统的五个蛋白序列与已有ABC型谷胱甘肽转运蛋白进行比较,发现均具有显著序列同源性。分子对接进一步显示,谷胱甘肽可以进入并结合SarA_2/OppA蛋白的预测结合口袋,而宿主年龄相关SNV正位于与这一结合区域密切相关的位置。谷胱甘肽是细胞抵抗氧化应激的重要抗氧化分子,因此研究人员推测,随着宿主衰老及肠道氧化环境改变,普氏栖粪杆菌中与谷胱甘肽转运有关的遗传变异可能影响细菌应对氧化应激的能力,从而使不同菌株表现出不同的环境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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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相关氨基酸位置及谷胱甘肽结合口袋】

基于蛋白结构的变异功能解析

GWAS最大的难点之一,从来不只是“找到显著位点”,而是如何从大量统计关联中找到真正值得进行进一步探索的候选变异。为此,研究团队进一步将关联结果系统投射到蛋白质三维结构中,共分析了6,799个关联错义SNV。对于其中具有高可信蛋白结构信息的变异,研究人员计算了氨基酸残基与预测配体结合位点、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界面的空间距离等指标。

最终,在具有可评估结构的3,705个错义SNV中,研究鉴定出 752个(20.3%)位于潜在重要结构区域的变异。其中246个位于配体结合区域附近,528个位于潜在蛋白互作界面附近,这些变异共涉及40项人体表型。例如,在另一种肠道细菌的MarR家族转录调控蛋白中,多个年龄相关SNV集中位于MarR二聚体的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界面。进一步的计算机丙氨酸扫描分析提示,这些位点所在区域的氨基酸改变可能影响二聚体结合稳定性。本研究中采用的结构生物信息学流程可以把关联分析产生的“候选碱基”,进一步缩小为“位于蛋白结合口袋或相互作用界面的候选氨基酸”,从而为后续定点突变、细菌培养和功能实验提供候选。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将肠道微生物组与人体健康的关联研究,从物种丰度和基因内容进一步推进到单碱基分辨率。即使一种细菌的整体丰度没有明显变化,其内部的遗传差异仍可能蕴含丰富的宿主健康与环境暴露信息。通过结合大规模人群关联分析、微生物群体遗传学和蛋白质结构生物信息学,研究团队不仅系统揭示了肠道微生物遗传变异与人体表型之间的广泛联系,也为从分子层面理解这些关联背后的潜在生物学机制提供了新的线索。这项工作为未来深入研究微生物遗传多样性、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及其健康效应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资源、方法学基础和新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由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傅静远教授担任通讯作者,永久研究员/青年PI王道明博士担任第一作者,博士生Archontis Goumagias、Sergio Andreu-Sanchez博士、博士生彭浩然担任共同第二作者。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6-11220-0

制版人: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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