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五年五月,岭北草原,徐达率领的明军正与北元军队交战。眼前没有城墙可守,也没有固定战线,只有开阔的草地、迅疾的骑兵和越来越长的粮道。此役之后,明军带回南京的,不只是伤亡的消息,还有一条沉重教训:漠北并非大军一到,便能轻易平定。
这场战争出发时,明廷的打算并不含糊。洪武五年,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率西路军,分三路向北进兵。徐达、李文忠、冯胜都是开国名将,蓝玉、傅友德等悍将也在军中。这样的阵容,足以说明朝廷对战事的重视。
然而,标题所说的“四大名将全部出马”,若按当时的军事部署细看,并非四个人都以统帅身份并列领兵。实际的主将分工,是徐达、李文忠、冯胜三路各领一军;蓝玉在徐达军中担任先锋,傅友德则在冯胜军中承担前锋任务。两位后来声名大振的将领,此时仍在主帅麾下作战。
把这层关系说清,反而更能看出洪武初年的军事实力。明朝刚刚立国不久,却已经能在北方组织多路大军,调集将领、兵马和粮草,试图把战线推到远离中原的草原深处。问题在于,能调动大军,不等于能够在漠北长久作战。
朝廷并非没有听到谨慎的声音。中书省官员苏琦曾主张屯田守边,认为新朝初定,中原尚待恢复,边地应当积蓄粮草、稳固防线。刘伯温对深入草原的风险也有所顾虑。这样的意见并非胆怯,而是对距离、地形和补给的现实估量。
可当时的主战理由同样有分量。王保保仍在北元一方活动,明军此前多次北征,北元势力又退居漠北,朝廷担心若不乘势进兵,边患还会反复。徐达等将领请战,朱元璋最终决定发兵。战前的部署中,他一面要求各军相互牵制,一面特别告诫将领谨慎用兵。
洪武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征讨命令正式下达。徐达率中路军出雁门关,冯胜率西路军向河西方向推进,李文忠率东路军经居庸关北上。三路兵马目标各异,行进方向相隔甚远。放在地图上看,阵势铺得很开;放到辽阔草原上,这种分兵也意味着各军难以及时照应。
战争的转折,先从一连串胜利开始。徐达军中,蓝玉率先锋深入漠北,在野马川一带与元军交锋,取得胜利;随后又在土剌河附近击退元军前锋。对一支初入草原的部队而言,连胜容易带来信心,也容易让人低估对手。
王保保就是明军最不该低估的对手。此人本名扩廓帖木儿,是元末重要将领察罕帖木儿的外甥和养子。洪武三年,徐达曾在定西击败他,王保保带少数随从逃往漠北。按常理看,这样的败局足以令一支势力元气大伤,可他后来仍重新聚拢兵力,继续成为北元倚重的人物。
王保保的可怕,不只在于能战,更在于能熬。他没有急着在不利时机与明军硬拼,而是利用草原广阔、机动方便的条件,退却、集结,再寻找明军的破绽。徐达此前的胜利,未必意味着北元主力已经被打散。草原上的一次退兵,有时只是把交锋地点让给自己挑选。
五月,徐达军抵达岭北一带,与王保保等部交战。岭北在蒙古高原腹地,距离明军主要补给基地遥远。这里没有城镇可以稳定提供粮食,兵马所需大多要从后方运来。队伍越深入,护送粮草的人手越多,行军速度越慢;稍有差池,前线便可能陷入缺粮、失联的困境。
史籍对这一战的记载简短,却足以说明结果。徐达与元军交战失利,随后收拢兵马,退守边塞。后世对于明军伤亡的具体数字说法不一,不能把各种统计混为一个确数;可以确定的是,中路军遭受重大损失,远征的进攻节奏被打断。
徐达并非没有临阵应变的能力。战局不利时,他没有让队伍彻底散乱,而是收拢残部、坚守阵地,设法退回较有依托的区域。若只看胜负,岭北之战是败仗;若看军队是否因此全军覆没,徐达的收兵处置又确实避免了更大的灾难。
问题出在战前的判断和战场的条件。中路军前期连胜之后继续深入,王保保则利用机动优势调动兵力。两支军队面对的并非一条清楚的战线,而是一片可以迂回、遮蔽、突袭的广阔地域。明军即使兵力雄厚,也很难把优势集中到每一个可能发生战斗的地方。
李文忠的东路军同样没有轻松取胜。东路行军距离远,沿途要面对北元骑兵的袭扰。李文忠在阿鲁浑河一带与元军交战,双方激烈冲突,明军虽有斩获,也遭受损失,后来继续向称海方向退兵。东路军的进退,使这次远征并未形成三路协同包围北元的局面。
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年少时随父亲李贞辗转,后来进入朱元璋阵营。他有统兵经验,也敢于亲临战阵,但个人勇猛并不能抵消长距离行军带来的困难。漠北作战,胜负往往不只取决于主将能否冲锋,还取决于骑兵、马匹、粮秣和军情能否接续。
西路军的战况要好得多。冯胜率军进入河西,傅友德等将领在前线作战,接连攻取若干据点,缴获大批牲畜和物资。西线的推进一度显示出明军的攻击能力。但这份战果无法自动转化为全局胜利,因为中路和东路并未同时压住北元主力。
西路军也面临新的难题。明军越过原有边界后,驻军、粮仓和城防都需要人力维护;倘若主力撤回,留下来的据点便很难独立支撑。中路受挫的消息传来后,朱元璋决定召回各路军队。冯胜率部撤退时,部分已经整修的设施和储备被毁弃,西线所得难以长期保存。
这并不意味着西路的进展毫无价值。它迫使朝廷看清,攻下一处城镇与守住一片边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任务。前者可以靠一场战斗完成,后者则需要稳定的兵源、粮道、驻防体系和持续数年的经营。明军在洪武五年的出征中,前一种能力已相当突出,后一种能力却仍在建设之中。
三路各自作战,是岭北之败的重要背景。徐达与李文忠相距遥远,西路又在河西方向推进,彼此之间隔着辽阔地带。军令由南京发出,战场消息往返却要耗费时间。等到一支军队遭遇重创,另外两路未必能在关键时刻赶到。
骑兵差距则是更深一层的问题。明军北伐以来缴获过不少马匹,也不断补充骑兵,但北元将士长期生活在草原环境中,骑射和机动本领较强。明军从内地出发,既要携带军械,又要维持补给,不能简单照搬蒙古骑兵轻装远行的方式。
补给线尤其要命。大军出塞后,粮食需要从较远的州县和据点运送,途中还要安排护卫。每向北推进一段,前方消耗便增加一层,后方输送也更难一层。兵马在城下打仗,粮草却要穿越几百里甚至更远的荒地,这笔账常常比阵前胜负更难算。
朱元璋并非在战前毫无准备,他提出过分路行军和诱敌等安排,也反复告诫诸将不要轻敌。但作战计划到了草原上,仍受战场变化左右。蓝玉接连取胜后,中路军继续推进,王保保又选择撤退和集中,最后战局走向与朝廷期待相反。将领的判断、敌军的选择和地理条件,交织在了一起。
洪武五年十一月前后,各路大军陆续撤回。出发时,朝廷希望以一次大规模远征压制北元;返回时,明军虽在西路取得战果,却没有实现整体战略目标。此战不是简单的“十五万大军全军覆没”,也不是三路毫无收获,而是中路受挫、东路损耗、西路进展难以维持的综合失败。
这样的结果迫使朱元璋重新衡量北方政策。洪武六年,明廷转向以防守和相机进兵为主,命将领分驻山西、北平等地,视情势出兵。此后修整边防、设立卫所、组织屯田,成为沿边军事经营的重要内容。苏琦早先提出的屯田守边,因而有了更实际的政策空间。
所谓转向防守,并不是放弃对北元的军事压力。边军仍会出击,朝廷也没有停止扩充兵马。区别在于,不再急于用一次远征解决整个漠北问题,而要让边防据点承担日常守备,让粮草和马匹有较稳定的来源。明军开始把“能打到哪里”和“打到以后能否守住”放在一起考虑。
徐达后来仍承担北方军务。岭北之战成为他军事生涯中最受关注的一次失利,但不能因此抹去他此前和此后的战绩。他曾率军攻克大都,参与明朝统一战争,也在北方边防部署中发挥作用。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名将是否有过败仗,而是败仗之后,朝廷和军队能否调整办法。
在岭北之后,明朝没有立刻再组织同等规模的漠北远征。边境上的行动并未中断,西南和西北的军事部署也在推进。对明廷来说,先把山西、北平等地的防线稳住,再逐步积蓄力量,比反复把大军送入远方草原更符合当时的条件。
时间过去,明军的将领队伍也在变化。蓝玉从前线先锋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统帅,傅友德在西南和其他战场积累经验。冯胜、李文忠等人也继续承担军务。洪武初年的战事并不是一条直线,今日在漠北受挫,之后仍可能在别处取得进展。
洪武二十年,冯胜、傅友德、蓝玉等人奉命率军处理辽东局势,纳哈出最终归附,明朝对辽东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辽东的平定与岭北远征并非同一场战争,却体现了明军逐步调整之后的选择:在有较充分准备、较明确目标的情况下集中兵力,而不是把所有希望押在一次深入草原的决战上。
真正改变北元局势的战事,发生在洪武二十一年。蓝玉率军出塞,进至庆州后获知北元汗廷所在,随后抓住机会迅速突进。四月十二日,明军在捕鱼儿海一带发动突袭,北元方面措手不及,汗廷遭到重创。脱古思帖木儿逃走,北元核心力量受到严重打击。
捕鱼儿海之胜与岭北之败相隔十六年,不能简单说后一战只是前一战的“翻版”。当时明军将领、兵力调度和行军条件已有变化,蓝玉也不是洪武五年初出锋头的先锋。他率军长距离推进,突袭北元汗廷,所依靠的是多年军事经营和战场判断,而非单靠兵多将广。
徐达没有看到这场胜利。洪武十八年,他已病逝,终年五十四岁。岭北之战确实是他最沉重的失利之一,也成为其晚年军事声誉中无法绕开的一页。朱元璋曾多次称许扩廓帖木儿的才能,对未能将其擒获颇为遗憾;王保保则在洪武八年去世,始终未向明朝屈服。
明军在洪武五年未能完成“永清沙漠”的设想,原因不止一个。轻敌、分兵、补给困难、骑兵条件不足,都在战局中留下了痕迹;王保保的组织能力和对草原机动方式的熟悉,也使北元避免了被一举击溃。把失败全归咎于徐达,显然过于简单;把它说成偶然,也同样解释不了此后政策为何改变。
岭北之战留下的现实问题,正是明军必须回答的那几个字:如何进,如何守,如何把战果留住。洪武五年的大军已经证明,明朝能够远征;但要在漠北长期维持军势,还要有充足的马匹、粮秣、据点和协同。徐达收拢残军退回边塞,朝廷改以屯田、守备和相机出兵为重,都是对这场败仗的直接回应。
战后没有立即出现一纸宣告,宣布从此不再北征。变化更像是由战场经验推动的重新部署:远征不再被视为解决北疆问题的唯一办法,边地防守与持续积蓄开始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十六年后,蓝玉在捕鱼儿海一带取得决定性胜利;而那支能够再次出塞的明军,已经经历过失败,也学会了不把“深入敌境”误当成“胜券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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