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下旬，日军以第110师团第139联队为骨干，配以战车和坦克，攻下南阳后兵锋直指西峡口，企图越关隘以占西安、进逼重庆。
面对日军的行动，第一战区紧急进行部署，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坐镇指挥，调集第85军、第78军、第27军以及第90军第28师等部，在西峡口至重阳店之间的公路两侧山地布防。
如此一来，一场硬仗避无可避。
激战西峡口
等到第二十八师赶到西峡口时，战局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
在公路以南，日军第110师团主力被中国军队围困在川道之内，形势看似有利；但公路以北，以第139联队为骨干的日军攻势极为猛烈，全线战况万分紧急。
王应尊没有选择被动死守，而是将全师三个团做了梯次部署：第八十三团接替毛姑砦防务，第八十四团和第八十二团蓄势待发，准备向大红岭之敌发起攻击。
毛姑砦的接防过程中，日军见中国军队初来乍到，以为有机可乘，突然向第八十三团发动猛攻。
然而这个团的官兵胸有成竹、士气旺盛，当即集中所有迫击炮和五十四门六零炮出其不意地集中射击，打得日军措手不及。
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日军不分昼夜轮番进攻，结果却被第八十三团一次又一次击退，阵地始终在中国军队手中。
王应尊用兵有一个特点：他从不把希望寄托在“等援兵”上，上级那句“援兵没有”反而让他彻底断了念想，把每一仗都当作最后一场来打。
与此同时，王应尊命令第八十四团向大红岭之敌发起攻击。
第八十四团一开始就遭到敌炮火猛烈射击，但在空军炮火协助下，官兵奋勇前进、猛冲猛打，迫使日军节节后退。
当第八十四团攻击到山顶时，日军全力反扑，战斗进入白热化，敌我伤亡均大。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应尊亮出了他埋伏已久的棋子，第八十二团团长李规率部从敌人侧背出其不意发起袭击，使日军腹背受击、阵地大乱。
正面攻击的第八十四团乘机发动攻势，终于使日军全线崩溃、狼狈逃窜。
第八十二团这步棋，王应尊早在接防之初就已布下，等的就是日军疲惫而骄、疏于侧翼的那一刻。
路在何方
这场战役的结果，比日军预想的要沉重得多。
王应尊所部占领大红岭后派部队跟踪追击，阵地上尸骨遍野，森林中吊死多人，遗弃的马匹、枪支弹药和衣服不计其数。
日军第139联队遭到毁灭性打击，被彻底粉碎。
整个西峡口战役前后历时将近四个月，在友军协同下，日军始终未能再向西移动半步，被死死围困在西峡口至重阳店五十里地域的南北二山里，一点点被消灭。
当然了，中国军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第二十八师阵亡营长二人，重伤副团长一人，伤亡连排长以下官兵四百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役是中国八年抗战中最后结束的一次大规模战役，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方才收尾。
在战役结束后，王应尊因克敌制胜被升为第二十七军中将军长，被授予四等云麾勋章。王应尊从一个步科出身的基层军官，到统领一个军的将军，这条路他走了将近二十年，中间跨过了淞沪的血火、陕西的蛰伏和豫西的苦战。
但古人说得好，“福兮祸之所伏”。
战后王应尊的部队缩编为整编第二十七师，他仍任师长。
1947年，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王应尊的部队遭到西北野战军重创，其本人被俘后脱逃，此后便不再受重用，被调往西安绥靖公署任干训团学生总队长，离开了野战部队。
1949年底，王应尊退往四川，后在在新津随部投诚。
王应尊曾在回忆文章中写过自己写那段作战经过，“并不是说我二十八师立下什么战功，而是说日寇当时虽是气焰万丈，也不是不可以被我们战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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