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时代奇异的文化现象
——邓州桑庄镇高家一门五进士
◎史英
在邓州市城东南 13 公里处,有一个道路宽阔、街灯靓丽、绿化达标的、富有现代新农村气息的古集镇 —— 尹集。这里的高氏家族,从乾隆丙子至光绪丙子年的 120 年间,一门考中五位进士,在豫西南传为佳话,被誉为 “百年五代五进士村”。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三朝元老刘统勋亲笔题字 “进士第” 匾额,悬挂于高氏门楣。据史家考证,这种科举时代奇异的文化现象,全国实属罕见。
何为进士?看一看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便能自见分晓。
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即乡试、会试、殿试。这三级考试,并非全都由礼部主持,只是考试地点不同,所得功名不同。
乡试:逢子、午、卯、酉年举行,俗称大比之年,地点在各省的贡院。参加考试者,是各省选拔出来的秀才、监生或贡生。考中者称举人,第一名举人叫解元。考试时间在八月桂花盛开的时候,所以考中举人称蟾宫折桂。
会试:在大比之年的次年举行,地点在北京,参加考试者是举人,考中者称贡士。
殿试:会试之后举行,地点在故宫太和殿,参加者是本科考中的贡士。殿试一般不黜落,只对已选拔出来的贡士进行分等排序,即把参加殿试的贡士分成三等。一等叫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分别称作状元、榜眼、探花;二等叫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一名叫传胪;三等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会试和殿试时间正是二月杏花开的时候,所以考中进士又叫探杏。有对联说:“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是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 即源于此。
据《重修邓县志》记载:邓州历史上共有 42 名进士、131 名举人。而从乾隆丙子年(1756 年)到光绪丙子年(1876 年)的 120 年间,邓州书香之家 —— 高氏家族,一家五代就出了五名进士,他们分别是:
高家的第一名进士高名世,字际五,清代乾隆年间人,原籍邓州桑庄尹集,后居邓州内城西大街。自幼孝敬父母,恭兄友弟,聪敏好学,学识渊博,文章超群,德行卓著,为人敬重。青年时中秀才,乾隆丙子、丁丑联捷进士,即乾隆丙子年(乾隆二十一年,公元 1756 年)中举,乾隆丁丑(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考中进士。居家候选时,曾执教春风书院。
初授安徽祁门县令,那里民俗粗犷彪悍,抗缴田赋者较多,甚至秀才、监生亦是如此。高名世勤于政事而宽于刑罚,不肯轻易以严刑对待百姓,亲自善言开导,循循善诱。对抗交田赋的秀才、监生、普通庶民,都一再谆谆劝导,令其奉公守法。在他的感化下,不到一年,民风大为改观,不仅当年田赋按时足额上缴,往年拖欠的一万多两白银也全部清缴完毕。对原先因抗交田赋被褫革功名的秀才、监生,也依规办理了恢复冠带的手续。
高名世处理公务之余,尤爱读书,常讲学于东山书院,并将自己大部分薪俸捐给书院,用来资助贫困学子读书。遇到有才勤学的贫寒子弟,常常邀至县衙便宴招待,勉励他们发奋读书、报国为民,当地读书风气由此大盛,中举者颇多。后高名世病逝任上,县内百姓如丧考妣,悲痛不已。
高家第二名进士高叔祥(1750—1807 年),字叶瑞,号菊圃,高名世之三子。自幼博览群书,擅长为文,才华横溢,每试辄拔头筹。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乡试中举,曾任邓州春风书院主讲。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考中进士。
初授福建海澄县令,他善于理案断案,劝农兴学,除弊兴利,清理积案,政绩卓然。不久,海澄政治清明,劣绅、讼棍收敛行迹,生产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政声远播。调任龙溪后,经他整顿治理,政平讼理,深得民心。继而调任诏安县,该县海岛星罗棋布,是商贾要道,民风强悍,械斗频发,海寇时常登岸劫掠,还有不少游民聚众赌博。高叔祥严加整治,陋习尽除,民风大变。
当高叔祥奉调武平即将离任时,数千民众聚集路旁,攀车辕、卧车前,苦苦挽留。巡抚听闻此事,传令让高叔祥暂留一月,把治理诏安的方略交代给新任知县,民心才安定下来,百姓绘《攀辕图》相赠。高叔祥到武平后,除打理本县政务,还协助巡抚阅卷,慧眼识人,当年乡试解元,便出自他门下。次年春闱会试、殿试登科的进士,也多受过他的点拨。
嘉庆八年(1803 年),高叔祥擒获六名倭寇;在任候升知州,先补厦门同知,后擢署漳州知府,在驱逐外番、缉拿海盗、察吏安民方面多有建树,继而提补建宁知府。嘉庆十年(1805 年),高叔祥调任台湾知府,他清剿匪患、安置难民,政绩显赫。嘉庆十二年(1807 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台湾任所。
高家的第三名进士高振洛,字子陆,系高殿举之子、高叔祥之孙,道光十二年(1832 年)中进士。自幼勤奋好学,历任湖北东湖,甘肃静远、文县,山东沾化、单县、阳谷知县,四川石柱同知,贵州思州知府。在任重吏治、兴教化、劝农桑、减徭赋,深受百姓爱戴。
高家的第四名进士高振宛,字子衡,号讷斋,是高振洛的胞弟、高叔祥之孙。自幼聪颖异常,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十八岁中秀才,又以优异成绩补为廪生;道光十四年(1834 年)中举,道光十八年(癸巳年,1838 年)中进士。
初授浙江嘉兴府桐乡县知县。高振宛一到任,便修复被洪水冲毁的堰陂,兴利除弊,大兴文教,奖励读书,劝课农耕,轻徭薄赋。后历任山西宁武府神池知县、蒲州荣河知县,每到一处,都着力革除弊政、惠民利民、倡办学校,广受百姓称颂。巡抚知晓他的德政,屡次举荐,后以直隶知州保升知府。先后署理泽州、汾州、潞安知府,致力整顿吏治、惩治贪吏、减免赋税、劝民植树、广辟财源、兴办学校、奖掖学子。府内设育英书屋,他亲自辅导聪慧生员读书,拿出薪俸接济贫寒学子。遇灾之年,捐俸银千两,施粥赈灾。
高振宛德行卓著、功绩突出,获朝廷嘉奖,加三品衔,补观察之职。后因劳累患病请求归乡,启程之时,士民沿路攀辕挽留。当地为他修建生祠奉祀,归家数月后病逝。
高家的第五名进士高寅生,字亮臣,号春圃,高振宛之长子,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五月初七。二十岁中秀才,同治庚午科(同治九年,1870 年)中举,光绪丙子科(光绪二年,1876 年)考中进士,由兵部主事转员外郎。可惜天不假年,光绪三年十月初九辞世,年仅 36 岁。
高家五代五进士,读书守正、为官爱民、泽惠一方,享誉四方。民间有联云:“高家先辈聪颖好学中进士誉满海内外,名门后人耕读传家讲道德名扬众乡里。” 至今广为流传。
这种传奇的文化故事到此并未结束,还有一段更加引人入胜的往事在后头。在这五位进士当中,高叔祥政绩尤为突出,奉旨于 1806 年出任台湾知府,1807 年卒于任上。
乾隆十五年(公元 1750 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尹集村东南隅,一座绿竹掩映、丹桂飘香的四合院内,伴着呱呱啼声,一个孩童降生。孩子的祖父为他取名高叔祥。高叔祥六岁那年,父亲高名世考中进士,赴安徽祁门任县令;乾隆四十九年,三十四岁的高叔祥也考中进士。登科之后,他回到邓州,在花洲书院春风堂主讲一年,随后启程出仕,先后在福建海澄、龙溪、诏安、漳州、建宁等地担任知县、知府。
1806 年 4 月,因其 “素著政声,为熟练之员”,清廷诏令高叔祥出任台湾知府。彼时的台湾,蔡牵起事,匪盗横行、倭寇袭扰,生产遭破坏,社会动荡,百姓流离,政局风雨飘摇。高叔祥临危受命。接到委任诏书当日,他便安排家属返回邓州侍奉老母,并捎出口信:“余自束发受教,便秉承范公忧乐精神,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此去台湾,若治理无方,誓不再见邓州父老。” 随后带上一子一女,怀壮士赴难之心,登上去往台湾的航船。
茫茫大海之上,高叔祥独立船头,目不转睛望向台湾方向,浪涛打湿袍角,狂风缭乱须发,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眉头始终紧锁。
高叔祥深知台湾是祖国东南门户,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抵任之后,他立刻投身繁杂公务。招募游民,组建包含高山族同胞的义勇队伍,驱逐海盗、抵御倭寇;亲率兵勇追剿蔡牵,迫使其逃往外洋,不敢再侵扰台湾本岛,地方秩序迅速安定。
彼时台湾不少区域尚属荒蛮,经济落后。高叔祥一边救济孤寡、抚恤老弱,一边兴办学校、开辟盐场、修缮港口、拓展商贸;组织乡民垦荒拓土、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大力发展农业。他派人返回邓州,挑选十二名精通农耕的老农,携带绿豆、芝麻、烟叶等优良作物良种,渡海赴台传授耕种技艺。一年之后,当地农业喜获丰收,乡民们载歌载舞,挑着新收的瓜果绿豆送到府衙,感念他的恩德。
为促进族群和睦,高叔祥积极推动当地汉人与高山族通婚,他率先将女儿嫁给花莲一位酋长之子达罗统纠。在他的带动下,各族百姓互通婚嫁,地方日趋和睦安定。高叔祥夙兴夜寐、勤政操劳,莅任四个月,台湾境内便秩序大治,时人有 “抵台四阅月,竟以嘉绩传” 之誉。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日夜操劳、积劳成疾,嘉庆十二年(公元 1807 年)八月,年仅 57 岁的高叔祥病逝于台湾任上。
高叔祥离世的消息传开,海峡两岸百姓无不悲痛,纷纷设祭悼念;台湾民众感念他的恩德,专门为他修建衣冠冢。
心怀范公忧乐精神的高叔祥,为官一十三载,恪尽职守、勤政爱民,卓著政绩朝野共知。如今,国内尚存《攀辕图》一幅,记录当年诏安百姓依依不舍挽留他的场景,同时流传有《攀辕歌》,歌咏他在诏安的德政:
公勿去,公去民即苦,小人住穷乡,入城怕差卒。
公勿去,公去路难行,一日无此君,途见有狼虎。
公勿去,公去谁我顾,世仇公可解,含怨公可诉。
公勿去,公去太急促,桃李满城花,欣欣代吹嘘。
公且住,公住民心舒,君既不可留,万民心酸楚。
笔者有感于此,赋诗一首:
送行高知县,对语空肠断。
泣啼零如雨,立祠祀思念!
据史料记载,清朝共举行会试 112 科,录取进士两万余名,平均每科录取不足二百人。当年这个并不算大的高氏家族,接连走出五位进士,更孕育出高叔祥这样的英才俊杰。至今,尹集高姓族人中间,还流传着一段旧闻。
明朝洪武年间,高氏家族迁居邓州不久,一位外地风水先生途经尹集,忽然染病,卧地难行。高氏先祖明远公出手相救,悉心照料直至痊愈。风水先生为报答恩情,踏勘三日,为高家寻得一处 “三元不败” 的吉地,说此地可保高家一百八十年兴旺。这片地就在尹集村外段山脚下,高明远过世后便安葬于此。自此,后人便说高氏后裔聪慧通达,人才辈出。
传说终究只是传说,其中宿命论的说法,并不可信。梳理史料,真实缘由应当是这样:
高氏家族虽务农耕作,却属书香门第,世代恪守耕读传家,以科考向学为荣。“耕读传家久,书香世泽长”,作为族训代代相传。乡土劳作与诗书教化相融,为高家人才辈出打下根基。
其次,高家比邻的王楼村王氏为地方大族,村中设有私塾,高家早期几位进士,都曾在此读书受教。高家兴旺之后,专门把村北关帝庙辟为族内学堂,高薪延聘品学兼优的先生执教,凡是有志科考的高氏子弟,都可免费入学。
再者,邓州花洲书院内的春风堂,是当年范仲淹知邓时施教理政之所,范仲淹于此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数百年来,花洲书院一直是文人景仰的文化圣地,春风堂书声不绝,范仲淹的忧乐精神,被一代代读书人传承发扬。高氏子弟正是在春风堂深造,而后奔赴科场、蟾宫折桂。
毫无疑问,高叔祥也是浸润着一脉书香,从王楼私塾、关帝庙学堂,再到花洲春风堂,在科场写下锦绣文章,一步步走入仕途,最终渡海赴台,守御祖国东南海疆。
【作者简介】史英,邓州乡镇机关干部,平素喜爱文字,笔耕不辍,多篇文稿见诸各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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