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文坐在自家沙发上,把手机递到记者面前。屏幕上是一段录屏,有人把他儿子、女儿、儿媳妇、还没学会说话的小孙子,连他去世快二十年的母亲,全写进了骂人的话里。
他说了一句:“我小孙子那么小,连话都不会说,你骂他干嘛?”
这次他不忍了。10月22号去派出所报了案,10月30号公安机关受理,律师说考虑走公诉方向。他要起诉的是四个人,网名“青山绿水”“黑马”“未来将军”“佐罗”。
但这件事法律上最值得掰扯的,不是“骂人犯不犯法”。骂人当然犯法。难的是另一件事:那十几场被搅黄的演出,法律上怎么算到他们头上。
先看他们干了什么。不是零散骂几句,是有组织的。
朱之文说,对方建了好几个群,每个群上百人。群名带着“扒朱”“打猪”这种字眼。他的演出行程一公布,群里就发文旅部门、主办方的电话,附带统一话术,核心就四个字:劣迹艺人。打完电话的人要截图报备,连续几天不参与的,踢出群。
效果很明显。9月到10月,青岛、潍坊、西安、郑州、邹城、泰安、淄博,一场接一场黄。有一次他已经在菏泽高铁站排队检票了,电话来了,演不了。还有一次妆化完了,后台候场,临上场被叫停。
两个月,他掉了二十多斤。
举报本身不违法。公民有权向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律师杨安明点得很准:捏造事实、组团反复定向投诉,属于滥用举报权,要承担法律责任。
“劣迹艺人”这个标签,官方从来没给朱之文扣过。台儿庄那场被举报,当地文旅核查完说的是手续齐全、内容合规。他们拿来举报的“证据”,是掐头去尾的剪辑:“种地不辛苦”原话讲的是农机化之后农民体力负担轻了;“穿地主服唱革命歌”其实是景区“一日庄主”体验环节。
用编造的理由,有组织地反复投诉,目的不是“反映问题”,是让他接不到活。 这在法律上指向的,不是单纯的“言论不当”,是侵害名誉权,甚至可能触及更重的东西。
但名誉权官司里,最难的一环在这儿:损失怎么证明?
朱之文确实丢了演出。主办方确实告诉他“顶不住压力”。但到了法庭上,对方律师会问:你怎么证明,这场演出取消,是因为这四个人的举报,而不是主办方自己不想办了?
主办方愿不愿意出庭作证?愿不愿意把“我们是因为收到举报才取消”写进书面材料?这是朱之文这边要打的硬仗。
他的律师团队说,已经固定了群聊记录、举报录音、投诉截图,四名核心人员的身份也锁定了。这些东西能证明“他们干了什么”。但要证明“干的这些事造成了多少损失”,还需要另一条链:从举报到取消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律师考虑走公诉。走刑事自诉,朱之文这边举证压力极大。走公诉,公安机关介入侦查,调取群聊记录、通话记录、主办方的证言,比个人去搜集证据有力得多。2025年11月,徐州法院判过一个连续网暴朱之文四年的女黑粉:侮辱罪六个月,诽谤罪拘役四个月,合并执行六个月。那条路走通过。
还有一个细节,法律上很关键。
朱之文说,带头的人里有一个,他2023年就起诉过。德清县法院庭外调解,对方写了保证书,按了手印,说不再举报了。停了几个月,又开始了。
律师林斐然说,这份保证书的约束力有限,因为它没经过法院司法确认,没有强制执行力。但它有一个用处:它是对方自认侵权的书面证据。 以后再起诉,不用重新证明之前的事。而且对方在承诺不再侵权之后短期内再犯,主观恶性明显更高,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可以往上走。
签了保证书,按了手印,转头接着干。这在法庭上叫明知故犯。
朱之文这件事,法律上最终能走到哪一步,取决于两样东西:公安机关查到了什么,法院怎么认定“举报”和“丢演出”之间的那条线。
但有一件事已经清楚了。那四个人,或者更多人,盯了他六七年。他们不是不喜欢他的歌,是不喜欢他还在唱。用举报当刀,用“劣迹艺人”当罪名,把一个人的饭碗一点一点敲掉。
法律能做的,是把这把刀从他们手里拿走。至于敲掉的饭碗能不能补回来,那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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