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看到俄媒的报道,大意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照搬西式多党制、议会制度、私有化改革,在外交上寻求融入西方体系,希望以此换取接纳、援助和安全保障,但结果和预期落差极大。
西方并没有接纳俄罗斯,反而持续推进北约东扩,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区,一步步把军事边界推到俄家门口——西方内部一直有智库、舆论提出拆分俄罗斯的方案,设想把俄罗斯拆成多个小国,永久丧失大国竞争力。
对此,俄领导人多次表示:不再全盘接受西方的一元叙事,强调俄罗斯自身文明属性、主权民主,不再把 “融入西方” 作为唯一目标。同时,俄将挫败任何分裂俄罗斯的企图。
南生撰写本文想说的是:西方也有分裂、肢解中国的意图
将中国“欧洲化”,即切割为多个互相制衡的政治实体,并非当代才出现的构想。早在20世纪初,西方列强便已在实践层面探索过瓜分中国的可能性:1898年前后,列强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之议已嚣尘上”。
1924年,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的文章明确指控“美、英、法、日资本家正在策划肢解中国,以遂其帝国主义扩张”。且这一思路在二战末期以更具操作性的形式再次出现:
1945年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在完全排除中国参与的情况下,由美苏英三国以牺牲中国东北权益为代价达成交易;而同期美苏共同施加压力的“划江而治”方案,其地缘政治意图正是将中国固定为南北分治的状态。
毛主席当时即判断,美苏“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本质都是使中国永久性地处于分裂的均势之中。
美国要的是避免一个统一而亲苏的中国,苏联要的是避免一个统一而亲美的中国;两者利益不同,但在“中国不统一”这一点上暂时重合。
如果这仅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偶发现象,它不会在数十年后以几乎相同的地缘逻辑重新出现——奥地利前外长卡琳·克奈斯尔在2024年披露:美国智库在冷战后的研究工作中在“推动分裂俄罗斯的同时,也有分裂中国的计划”。
其中,讨论了“中国在2020年前巴尔干化的风险”,以及将中国拆分为“中国穆斯林部分和某个其他部分”的构想……
从“瓜分势力范围”到“划江而治”再到“巴尔干化”,术语在变,但核心未变——西方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遏制、干涉、分化甚至支持分裂势力的成分。
出发点虽有不同,但最终目标高度一致
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的干涉,动机并不单一——有殖民掠夺、有冷战遏制、有意识形态输出、有商业利益驱动,还有害怕中国强大会推倒西方霸权,因而希望中国分裂成无数块,失去挑战西方的能力——动机有很多,但最终目标却一致。
在西方眼中,一个分裂或持续虚弱的中国,能够同时满足殖民时代的“均势”想象、冷战式的“遏制”需求、意识形态上的“制度证明”需求以及霸权护持者对“无挑战者秩序”的追求……
正因如此,中俄“背靠背”并不是简单的反霸权合作,更不是临时性的外交权宜,而是面对同一套“分而治之、弱而制之”的结构性压力作出的防御性战略协作。
西方对俄罗斯,更多使用北约东扩、制裁围堵、扶持分裂方案和舆论否定其大国地位;对中国,则更多使用经贸脱钩、科技封锁、周边挑动、涉台涉疆涉藏涉港议题操弄,以及“巴尔干化”、“中国威胁论”等叙事。
手段不同、对象不同,但逻辑一致:不让欧亚大陆出现能够独立自主、足以制衡西方霸权的大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中俄内部碎裂、彼此牵制、永久虚弱。
对中国而言,中俄背靠背的意义不在于复制冷战式阵营对抗,而在于避免被各个击破——两国互为战略纵深,在能源、经贸、多边协调和地区稳定上形成互补,客观上增加了单极霸权推行“分而治之”的成本。
中国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但同样必须保持战略清醒:不结盟不等于没有共同压力,不对抗不等于放弃底线,不针对第三方更不意味着对“分化图谋视而不见”。
西方并非铁板一块,我们需“反其道而行之”
更准确地说,应对西方内部的分歧,关键不是“利用裂缝”四个字,而是建立一套分层识别、分轨处理、精准反制、稳定预期的机制。
所谓“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去学着当“分化者”,而是拒绝替对方完成“把西方同质化、把对华政策阵营化”的简化——应对之策不是“一刀切”贴标签,而是分国别、分议题、分力量类型看待,避免把整个西方推向同一个对抗面。
对追随霸权、主动挑衅的力量,反制要对等、可预期、有规矩,让其承担成本;对愿意务实合作的国家、企业和地方,要给足市场空间和稳定预期。反制的目的不是“扩大敌人”,而是让“跟风施压”变得不划算,让“独立判断”变得有回报。
换言之,我们的策略,不是刻意挑拨离间,而是精准区分不同主体,用利益和规则拉大霸权阵营的内部矛盾——在涉台、涉疆、涉藏、涉港和科技封锁等底线问题上坚决斗争,但不把具体斗争扩大为对全部西方力量的全面对抗。
该合作的不被“阵营论”绑架,该斗争的不被“缓和论”麻痹。
要把“合作”与“斗争”从阵营划线和情绪摆动中解放出来,回到具体议题、具体对象、具体利益的判断上。它包含两层相互约束的意思:合作时不能因为对方属于“西方阵营”就先验拒绝,斗争时不能因为想维持“缓和气氛”就回避底线。
我们可以和欧洲国家谈产业链稳定、谈碳中和、谈粮食与能源安全;可以和美国商界、科研机构保持良性交流;可以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和不同制度、不同立场的国家一起协商全球议题……
这些合作,不是 “投向某个阵营”,而是基于共同利益、基于全球公共事务的理性选择——不能因我们和俄罗斯背靠背的战略协作,就主动关上与西方合作的大门,主动把自己隔绝于世界体系之外。
也不因为西方的渲染施压,就把一切与反霸权的外部交往都视作危险——坚持以具体议题区分具体国家、以具体利益对接具体力量。
我们的斗争,也不是无差别对抗整个西方,而是精准针对那些干涉内政、图谋分裂、破坏我们发展根基的势力,守住主权、安全、发展三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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