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票赞成、13票反对——当联合国大会电子计票屏定格在这一组数字上时，最引人注目的并非支持阵营的规模，而是反对栏中并列出现的两个国名：美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常年在安理会唇枪舌剑、在各类决议中频频对峙的常任理事国，竟罕见地在同一议题上同步亮出否决姿态；而中国代表席前按下的是弃权键，动作沉稳，意味深长。
这份关于国际刑事法院（ICC）年度履职情况的决议草案，创下了近年来联大表决中最悬殊的立场分化纪录。在全球193个会员国中，明确投下赞成票者不足总数的一半。更具象征张力的是，本应亲临现场、面向全体成员国宣读报告的ICC院长赤根智子，当天并未现身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厅。
她出现在大屏幕中央，面对镜头，逐字朗读一段提前录制完成的陈述视频。一位执掌全球最高常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首席长官，竟因一国单边制裁而被拒之于联合国总部门外——这样的场景，放在二十年前，几乎无法进入国际法学者的推演模型。
那么，究竟是何种分歧，足以让美俄这对战略对手，在此刻达成如此罕见的立场协同？
院长只能隔着屏幕完成述职
11月2日，纽约联合国总部万国宫会议厅内，赤根智子的影像在主屏幕缓缓展开。这位出生于日本的ICC首任女性院长，原计划登台汇报法院过去十二个月的关键进展，涵盖案件受理、调查推进、审判安排及预算执行等核心内容。但她未能成行。早在8月18日，美国国务院已正式将她列入特别指定国民（SDN）制裁清单，由国务卿鲁比奥亲自签署行政令。
制裁效力立竿见影：作为被制裁对象，她被禁止入境美国全境，包括纽约市。而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恰恰位于美国主权管辖范围内。这意味着，一名肩负全球司法公义使命的国际机构负责人，被一个从未加入《罗马规约》的国家，以行政手段物理隔绝于其履职必需的国际平台之外。荒诞感背后，是制度性权威与单边权力之间日益尖锐的碰撞。
查阅美国国务院同期发布的政策说明，鲁比奥给出的解释极为直白：赤根智子主导推动了ICC针对“未接受其司法管辖权国家官员”的多项起诉程序。
换言之，美方认定其越权行使司法权。所谓“越权对象”，主要指向两起持续数年的调查：一是美军人员在阿富汗境内涉嫌战争罪的行为；二是以色列高级官员在加沙地带行动中可能构成的反人类罪。美国的法理逻辑异常清晰——本国未批准《罗马规约》，ICC对其公民不具法定管辖权，任何相关追诉均属非法干预。
更富冲击力的是10月的升级动作：美国首次将ICC整体列为制裁目标，涵盖其全部法官、检察官及行政人员。此举开创历史先河——这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首个对国际司法组织实施全面金融与旅行限制的案例。
鲁比奥当时公开表态：“国际刑事法院必须立即停止其具有威胁性质的司法扩张行为；否则，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终结该机构的运作。”此语初听似为外交施压，但结合赤根智子连联合国大厦正门都无法踏入的现实，便知这并非虚张声势。
试想这样一个画面：业主代表大会正在审议是否续签物业服务合同，而物业公司总经理却被某位业主拦在小区铁门外，仅能通过手机视频向全体住户做工作汇报。讽刺之处在于，这位“拦门业主”根本不是本小区登记住户——美国自始至终拒绝签署《罗马规约》，既非缔约国，亦不承担会费义务。一个从未缴纳“物业费”的成员，不仅阻断服务方入场路径，更在决策现场带头投下反对票。究竟谁才是规则真正的制定者与守护者？
退出机制已启动，司法边界何在
要理解美方激烈反应的深层动因，须回溯ICC的职能定位与权力边界。这个诞生于1998年《罗马规约》的常设法庭，设立初衷确为追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及侵略罪四大核心罪行。理想图景令人信服，但落地实践却屡陷困局，症结正在于其管辖权的延伸逻辑。
截至当前，《罗马规约》缔约国共125个，占全球主权国家总数（197个）的63.4%。其余72国中，囊括了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等人口与经济体量均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美国曾于2000年签署《罗马规约》，但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单方面宣布“撤回签署”，使该国法律地位归零；俄罗斯于2016年11月由总统普京签署法令，正式终止批准程序，实质退出；中国则在1998年罗马外交大会上即投下反对票，始终未迈出加入步伐。
按通行国际法原则，非缔约国原则上不受ICC司法约束。然而，《罗马规约》第12条确立了“属地管辖”例外条款：只要犯罪行为发生于缔约国领土之上，无论嫌疑人国籍为何，ICC均可启动调查与起诉程序。
这一条款成为后续争端的导火索。例如，美军在阿富汗长期驻军期间，阿富汗于2003年正式加入《罗马规约》。ICC据此主张，其有权就美军人员在阿境内涉嫌违法行为展开调查。再如，2023年ICC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签发逮捕令，指控其在乌克兰冲突中系统性驱逐儿童构成反人类罪。俄方当即斥责此举“毫无法律基础”，质疑一个国际法庭竟敢对五常国家元首行使强制司法权。
矛盾本质由此浮现：主权国家强调“同意原则”为国际司法前提，ICC则坚持“属地管辖”构成其正当性基石。双方在法理底层尚未达成共识，实践层面已多次正面冲撞。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即是典型缩影。菲国于2011年加入《罗马规约》，杜特尔特执政期间推行“禁毒战争”，造成数千人死亡。ICC于2025年2月对其发出逮捕令，认定相关行动构成危害人类罪。尽管菲律宾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罗马规约》，ICC仍援引“退出不影响此前已发生行为的管辖权”条款坚持追诉。
2025年3月，杜特尔特自香港启程返马尼拉，甫一落地即遭警方拘捕，并于当日被押送至海牙ICC羁押中心。今年4月，法院完成证据审查并确认全部指控成立；11月30日，该案将正式开庭审理——这将是ICC历史上首次对前主权国家元首进行实体审判。
中国此次选择弃权而非反对，其立场表述极具政策分寸感。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表决后阐明：中方一贯肯定国际刑事司法体系对维护全球法治的价值，但强调ICC所有履职活动必须严格恪守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得擅自扩大管辖范围；尤其不应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机制，对非缔约国公民单方面行使司法权。简言之：你审缔约国内部事务，我们不干涉；你把手伸进未签约国的主权空间，便是逾越红线。
弃权与反对的本质差异在于：反对是对整个决议合法性的否定，弃权则是对决议部分内容或程序正当性的保留意见。中国的表态延续了一贯立场——支持构建公平有效的国际司法秩序，但坚决反对将正义工具化、政治化，更警惕其沦为地缘博弈的杠杆支点。
一年五国退群，制度根基持续松动
表面看，93票赞成使决议获得通过；细究数据，ICC的实际支持基础正加速萎缩。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赞成票仅占48.2%，未达半数门槛；弃权票36张，反对票13张，二者合计占比达25.4%。若将弃权视为隐性不信任票，则明确持保留态度的国家已近半壁江山。
更具预警意义的是“退群潮”。美联社2024年9月统计显示，过去十二个月内，已有委内瑞拉、乍得、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五国正式宣布退出《罗马规约》。ICC现有125个缔约国，年流失率高达4%，这一速度在当代多边机制中实属罕见。
更早之前，南非、布隆迪、冈比亚等非洲国家亦曾启动退出程序。其核心诉求高度一致：质疑ICC存在系统性双重标准——热衷于追究中小国家领导人责任，却对大国行为视而不见。
翻阅ICC历年立案记录可见，其已开启调查的17起情势中，12起集中于非洲大陆：肯尼亚政要选举暴力案、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案、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暴行案、刚果（金）武装冲突案等，构成其案件库主体。
相较之下，涉及大国的案件进展缓慢甚至停滞：美军在阿富汗的调查历时多年，至今未有起诉决定；对普京的逮捕令发出后，俄方完全无视；以色列在加沙的初步调查甫一启动，美方即祭出全面制裁。这种“挑软柿子捏”的观感，正持续侵蚀ICC的道义公信力。
杜特尔特案将于11月30日开庭，将成为检验ICC司法独立性的关键试金石。一位在本国领土内推行强力治安政策的前国家元首，被远在欧洲的国际法庭追究刑事责任——此案一旦坐实，或将重塑全球领导人对自身司法安全的认知框架。
美国已明确释放信号：不仅要制裁ICC高层，更要切断其生存命脉。10月全面制裁令生效后，ICC多名法官及检察官在欧洲金融机构的账户被冻结，部分人员薪资发放出现延迟。作为依赖缔约国会费运转的国际组织，遭遇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金融围堵，其财政可持续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俄罗斯则采取“零成本对抗”策略：2016年退出后即卸下所有法律义务，此次投票反对，既是呼应美方立场，更是对ICC签发普京逮捕令的直接反制。两个在乌克兰问题上激烈交锋的国家，竟在抵制ICC司法扩张议题上形成默契同盟。这种“敌人的敌人即朋友”的临时组合，恰恰折射出当前国际司法体系的结构性脆弱。
我的判断很清晰：国际刑事法院自诞生之日起，便未能真正摆脱地缘政治的引力场。它本应成为超越国家利益的正义灯塔，却日益显露出工具化与碎片化的双重危机。
美国的态度极具功利色彩：当ICC调查矛头指向竞争对手时，便默许其扩权；一旦轮到自身官员被查，立刻挥舞制裁大棒。俄罗斯的选择更为彻底——你不合我意，我便退出；你敢对我出手，我必加倍回敬。相比之下，中国的“不加入、不反对、不配合越权行为”三不原则，展现出一种清醒的战略定力：承认国际司法存在的合理性，但绝不允许其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
未来二十四个月，ICC将直面真正的存续危机。杜特尔特案庭审结束后，更多国家将重新评估加入成本：究竟是获得司法保护伞，还是主动签下一份潜在的政治风险契约？
当ICC院长连联合国总部大门都难以迈入，当其法官工资账户被随意冻结，当五国接连宣布退群——这个标榜“普遍正义”的机构，其权威性还能剩下几何？93比13的表决结果，看似是程序性胜利，实则是道义性溃败。一个连13个主权国家都无法说服的国际组织，仅凭93张口头支持票，能否支撑起它所宣称的全球司法使命？答案，正在时间的刻度上悄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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