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画的繁荣,离不开宋徽宗的推动。“典则”第二期中,就有几件和宋徽宗有关的作品。

赵佶(1082—1135),即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1100—1125)。 他在位时扩充完备 翰林图画院,广收历代书画,御府收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 靖康二年(1127)金兵破汴京,他与钦宗同被掳北上,绍兴五年(1135)死于五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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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中的《雪江归棹图》纵30.3厘米,横190.8厘米,画幅右上角是瘦金书“雪江归棹图”五字,左下角钤“宣和殿制”印,印下“天下一人”花押——四个字连写成一个符号。全幅没有徽宗署款,题名、印、押分处两角。

《雪江归棹图》 起首远山平缓,江面开阔,几艘船正收帆归岸。往后展开,山势渐渐高起,雪岭层叠,寺观、楼台、舟桥、栈道随山势和水流隐现,远近映带。到收束处,山势又趋平缓,江天重新放开。 整幅画面富有高低错落的节奏感,使观者仿佛身临其境,坐于舟船中,沿江眺望窗外时时变换的景色,充分展示了长卷绘画的特点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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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徽宗名下那些工细的花鸟、人物不同, 《雪江归棹图》 画法细笔勾皴,水墨渲染,林木凝寒。全卷用笔细劲流畅,气象肃穆。

该图在立意、布景上皆与王诜《渔村小雪图》卷较为相似, 两卷都是平远雪景,江面留白,寒林夹岸,渔舟出没。相比而言, 《渔村小雪图》景物铺得较满,山石兼取李成、郭熙皴法;《雪江归棹图》则山势起伏更大,由平缓到高耸再转平缓,用笔更尖利细劲,书家特点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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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后蔡京跋文,墨迹被学界公认为真迹。原文:

臣伏观御制《雪江归棹》,水远无波,天长一色,群山皎洁,行客萧条,鼓棹中流,片帆天际,雪江归棹之意尽矣。天地四时之气不同,万物生天地间,随气所运,炎凉晦明,生息荣枯,飞走蠢动,变化无方,莫之能穷。皇帝陛下以丹青妙笔,备四时之景色,究万物之情态于四图之内,盖神智与造化等也。大观庚寅季春朔,太师楚国公致仕臣京谨记。

大观庚寅为1110年。这段跋的史料价值有三:作者是徽宗朝权臣,亲眼见过原画;时间离画成不远;内容直接说明此卷是“四图”之一,即四季山水中的冬景。此后王世贞跋也称“据蔡楚公题有四图,此当是最后景耳”。其余三卷今已不存,只有雪景一卷传世。

董其昌在卷后题一跋,作于戊午(1618)夏五月:

宣和主人写生花鸟,时出殿上捉刀,惟着瘦金小玺,真赝相错,十不一真。至于山水,惟见此卷。观其行笔布置,所谓云峰石色,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是右丞本色,宋时安得其匹也。

董其昌在跋文中提出:徽宗花鸟多代笔,瘦金小玺不足为凭;此卷山水应属王维风格。前者大体被今人接受,后者很快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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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贞《书画记》记他见过程季白所藏王维《雪霁图》:“其画简略,山石盖为解索皴,树木为蟹爪皴,枝干与此图画法绝不相类,迥隔天渊。”王维若真是这般面目,与《雪江归棹图》根本不同。吴其贞还说,若没有见过这两卷,“必以董言为然”。

乾隆帝先后两次在卷上题诗,第二首专论历代收藏得失,对董说也有辨正。徐邦达的判断更干脆:董氏说此卷不是赵佶亲笔,是对的;说赵氏拿王维画改作自画,“不是开玩笑就是欺人妄说”。

今人的结论大致是:此画出自北宋画院高手之手,有明显李成、郭熙影响,不是王维,也未必是徽宗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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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江归棹图》上并无金、元两代的跋文,明代这卷出现时,先藏于朱希孝家。朱死后藏品散出,王世懋在京师从客人手中购得,其兄王世贞为之题跋。张居正搜罗朱氏旧藏,索此卷甚急,王世懋没给。此卷后归程季白,董其昌的跋即为此卷而题。

入清后, 《雪江归棹图》入藏归内府,《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于重华宫。1922年起,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清宫书画分批运出,《雪江归棹图》也在其中。此后流散在外,为张伯驹所得,钤“张伯驹珍藏印”。20世纪50年代,张伯驹夫妇将所藏陆续归国家,此卷随后入藏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