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3日,节气刚过小雪,沈阳的天还没亮透。

铁西区那栋老居民楼底下,早点摊刚支起来,油条下锅的"滋啦"声刚起,楼道口三三两两出来买早餐的居民,哈着白气,缩着脖子。

突然——

"砰!"

一声闷响,砸在单元门斜对面那块空地上。

离得近的几个居民起初还以为是谁家从阳台往下扔了什么纸壳子、旧棉被。可那声音太实了,实得像一块湿透的麻包从半空中摔下来。有人抻着脖子定睛一瞧,腿当时就软了。

地上躺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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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来岁,身上的衣服乱糟糟地撩着,裤脚拖在地上,一只鞋早不知道甩到哪儿去了。人底下,一小摊暗红色的血正顺着水泥地缝儿,慢慢地、不紧不慢地往四周洇。

人群"嗡"一下就炸开了。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个躺在血泊里、看着已经没气了的女人,竟然,慢慢地,自己坐了起来。

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一只手撑在地上,像是想站起来,又像是在找谁。

这一下,连那几个见多识广的老头都绷不住了,有人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报警。

也就两三分钟的工夫,警笛由远及近。警车还没停稳,民警就跳了下来。他们一边拉开警戒线,一边让人打120。

就在这乱糟糟的当口,单元门里又晃晃悠悠走出来一个男人。

三十七八岁,上身一件皱巴巴的深色夹克,扣子都没系利索。下身就穿了一条秋裤,脚上趿着一双塑料拖鞋,鞋后跟都踩塌了。他头发乱得像鸡窝,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破着皮。

他站在单元门口,远远地往地上那个方向瞅了一眼,既没扑过来,也没喊,就那么呆呆地站着,像一截被人忘了搬走的木桩。

有邻居壮着胆子问:"那……那是你家啥人?"

男人嘴唇动了动,半天才挤出三个字:"我……朋友。"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一对男女,是几天前才搬进这栋楼的。整栋楼的住户,没一个认得他们。只知道,他们租的是七楼那套两居室。

七楼。

也就是说,地上这个女人,是从七楼,一步一步,走到鬼门关去的。

救护车一路鸣着笛,把那个刚刚还坐起来的女人拉进了市急救中心。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七楼啊,那是二十多米的高度,地面还是硬邦邦的水泥地。人拉到医院的时候,心跳、呼吸早就没了。医生抢救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摘下口罩,无奈地摇了摇头。

死者,林婉清,时年三十岁。

派出所按照户籍登记上的紧急联系人,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她的丈夫。第二个电话,才辗转通知到了远在城郊的娘家。

接到电话的是林婉清的老母亲。老太太当时正在厨房里择菜,听见女婿在电话那头带着哭腔说:"妈,你……你赶紧来医院吧,婉清她……她出事了。"

老太太腿一下就软了,菜篮子"哗啦"一声扣在地上。她一把抓住话筒,嗓子都劈了:"出事?出啥事了?你把她怎么了?!"

女婿在那头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周全。老太太挂了电话,拽上老头子就往外跑。一路上,老太太心里翻江倒海,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

"建国啊建国,你这个平日里闷葫芦似的好孩子,你到底是把我闺女怎么着了?你能把她逼到寻死的份上?!"

老太太是越想越气。在她眼里,女婿陈建国那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人——话不多,老实,挣的每一分钱都往家里交,对婉清是百依百顺。她甚至一路上都在心里盘算:等见了面,我这个当丈母娘的,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

可她万万没想到,等她跌跌撞撞冲进医院太平间,掀开那块白布的一角,她那个昨天还在电话里跟她说"妈我周末回去看你"的闺女,已经硬了。

脸是青的,嘴角是破的,脖子上,一圈一圈,全是掐出来的紫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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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那边,陈建国自己也是一脑袋雾水。

他是个开夜班出租的。

熟悉这个行当的人都知道,夜班出租司机的作息,跟正常人是反着来的——晚上六点出门,拉活儿拉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天一亮,拖着一身的酸乏回家,倒头就睡,一觉能睡到下午两三点。

也就是说,林婉清从七楼摔下去的那个清晨六点多,陈建国刚刚交完车,正攥着两个包子往家走。

他是在半路上,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的。

电话那头的声音又哑又冷,像是刚抽完半包烟:"是林婉清的老公不?你媳妇,从七楼上跳下来了,摔得不轻。你赶紧带钱上某某医院,人……怕是够呛了。"

陈建国当时就笑了。他以为是哪个同行恶作剧,或者是骗子新套路。他骂了一句"你有病吧","啪"就把电话挂了。

可那电话里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他心口上。他握着方向盘,手心全是汗。犹豫了也就半分钟,他一踩油门,车子一个掉头,朝医院的方向就扎了过去。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等他赶到医院,看见的,是抢救室门上那盏已经熄灭的红灯。护士走过来,声音平平地问:"你是林婉清家属?准备后事吧。"

陈建国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他被人搀扶着,最后看了妻子一眼——就那一眼,这个在社会上跑了十几年车、见惯了形形色色乘客的大男人,"嗷"一嗓子就嚎了出来。

他看见自己媳妇的脸,肿得变了形。左颧骨一大块青紫,右眼乌青得只剩一条缝,嘴唇上结着暗红色的血痂。那绝不是跳楼摔的——跳楼摔的伤,是后脑、是脊椎、是四肢;可这些伤,全在脸上,全在肉最厚、最不该着地的地方。

那时,被人,一拳一拳,一巴掌一巴掌,扇出来的。

陈建国死死攥着民警的手,眼睛通红:"警官!你告诉我!是谁?是谁把她打成这样的?!"

民警把他和老太太请进了接待室,递过来两杯热水。

做笔录的老刑警叹了口气,话说得很克制:

"我们在七楼那套出租屋里,找到了另一个男人。他自己承认,是他跟死者发生了争执,动了手。但是——他说,人是林婉清自己翻窗户跳下去的,他没推。"

老太太颤着声问:"那……那男人是谁?"

老刑警看了她一眼,还是说了: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他是林婉清的……男朋友。这套房子,是这个男人刚给她租下的。租约,签了才三天。"

"轰"的一声,老太太只觉得脑子里像被人砸了一闷棍。

她张着嘴,半天没缓过神来。男朋友?她闺女?那个从小到大连跟男同学多说两句话都脸红的闺女?那个结婚十多年、孩子都七岁了的闺女?

老太太猛地摇头,眼泪都甩了出来:"不可能!警官,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闺女我知道,她本分!她跟建国俩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她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在外头有人?!"

民警没接话,只是把一本笔录推到她面前。那是林婉清生前同事、洗浴中心的几个姐妹,一大早被请到派出所做的笔录。

同事们的话,一句一句,像一把把生锈的刀子,把老太太心里那个"本分闺女"的形象,割得稀碎。

"其实啊,要说这事儿,我们单位的人,2007年就知道了。"

第一个开口的,是跟林婉清一个班次的大姐。她叹了口气,跟民警交代:

"那个男的,我们都叫他彪哥。他不是我们这儿的常客吗?几乎隔三差五就来。一开始是正常消费,后来……后来他眼睛就只往婉清身上瞟。再后来,俩人就好上了。"

"他那个人,脾气爆得很。我们都看得出来,婉清有点怕他。"另一个小姑娘补充道,"他给婉清打电话,那叫一个勤。一分钟都离不开查岗——'你在哪儿?跟谁呢?几点下班?我去接你。'

婉清要是晚回了两分钟,电话再打过来,那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骂得可难听了,什么脏话都往外蹦。我们在旁边听着,都替她难受。"

"我们还亲眼见过他打婉清。"第三个姐妹咬了咬嘴唇,"就在单位后院。一个大耳光,'啪'就扇上去了,婉清半边脸当时就肿了。我们上去拉,他眼睛一瞪,我们谁也不敢说话了。"

民警问:"那她,为什么不跟这个男的断?"

几个姐妹对视了一眼,都苦笑了一下。

"断?她敢吗?那男的放话了,她要是敢跟他提分手,就去她家里、她单位闹,让她老公、她孩子、她爸妈全都知道。"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那个大姐顿了顿,"男人打她一巴掌,转头又给她买个包、买套化妆品,说两句软话,她就又回去了。女人嘛,有时候就是被那点小恩小惠给糊住了心窍。"

算下来,从2007年到2011年事发,这段见不得光的关系,整整,维持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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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啊。

四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个枕边人,怎么就能瞒住自己的丈夫整整四年?

陈建国听完这一切,蹲在派出所的走廊里,双手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地哭。

"我不怪她……"他嗓子哑得几乎听不清,"我是真不知道啊。我天天开夜班,晚上六点出门,早上六点才回来。我媳妇早上送完孩子上学,我已经睡死过去了;我晚上出车的时候,孩子都睡着了。我跟她,一天到晚,连个完整照面都打不上几回。我上哪儿知道这些事去?"

"再说,我是真信她。"他抬起头,满脸是泪,"她跟我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她跟我说单位要加班,我就说你别累着;她跟我说手里头紧,我当天就把刚结的车钱全塞给她。我这个做老公的,自问没亏待过她半分。"

可话锋一转,陈建国自己却猛地怔住了。

他想起了一件事。

大概是一年前的冬天,他那台老桑塔纳半夜在半路上抛锚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拦了个三轮车,愣是折腾到凌晨三点多才摸回家里。

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门,从里头反锁了。

他心里"咯噔"一下,"咚咚咚"敲门。敲了足有五六分钟,林婉清才披头散发地来开门,脸色白得像纸。

他第一反应就是冲进屋看。床是乱的,衣柜门半开着,窗户底下,还摆着一双不属于他的男人皮鞋。

他浑身的血当时就冲上了头顶。他抓着妻子的胳膊问:"这是谁的鞋?!"

林婉清到底是在洗浴中心那种地方历练过的人,慌乱也就那么一瞬。她很快定住神,眼圈一红,反过来抹着眼泪跟他说:

"建国,你这话就伤我心了。这是我姐家那口子的,我姐今天临时来市里办事,把姐夫和孩子都带来了,晚上没地方住,就挤在咱这儿。刚才我姐夫带孩子去楼下便利店买宵夜了,这不一听见你敲门,我怕你误会,就让他们先别上来……"

一套话,半真半假,天衣无缝。

陈建国当时就愧疚了。他觉得自己这个当丈夫的,怎么能这么龌龊地怀疑自己媳妇?他还反过来给妻子赔不是。

直到今天,直到妻子躺在太平间里,直到民警把那一摞笔录"啪"地拍在他面前,他才像被人当头一棒——

原来那一夜,他的怀疑,全是真的。

原来在他为了这个家、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夜里一趟一趟跑活儿的时候,他的妻子,早就把家,变成了别人的旅馆。

被带到派出所的那个男人,叫赵东彪,四十一岁。

他自己在城郊开一家小门脸的建材店,家里也有老婆,也有一个上初中的儿子。按他自己的话说,他跟林婉清是"真心相好"。

案发那天早上,他就是去七楼那间出租屋,找林婉清的。

这间屋子,赵东彪是以每月一千四的价钱新租下的,签合同那天是11月20号。也就是说,到林婉清摔下去的那天,他们俩,在这间屋子里,满打满算,才住了三天。

屋里,除了林婉清,还住着另一个姑娘。

那姑娘叫苏晓,二十七岁,是附近一家医院的护士。她跟林婉清素不相识,两人合租,纯粹是为了摊薄房租——一人出一半,比单住便宜好几百。这姑娘也是三天前才搬进来的。

赵东彪进屋的时候,苏晓正蹲在客厅地上刷牙。

她后来跟民警还原了那短短二十分钟:

那个男人一进门,连招呼都没打,直接冲进林婉清那间小屋。门"哐"一声被摔上。紧接着,就是"啪"——一记清脆的耳光声。然后是女人压抑的哭声,男人压低嗓子的怒骂,东西砸在墙上的声音。

苏晓吓得牙刷都掉在了地上。

她壮着胆子敲了敲门:"大哥……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啥呀?"

门"吱呀"开了一条缝。她看见林婉清缩在墙角,半边脸已经肿了。那个男人一只手还揪着林婉清的头发,另一只手攥着拳头。

林婉清看见苏晓,像看见了救命稻草,带着哭腔喊:"小苏!快!快帮我报警!"

苏晓手忙脚乱地从兜里掏出手机,刚按亮屏幕,那个男人一个箭步就冲了过来,一把攥住她的手腕。

他个子一米八几,膀子一横,脸凑到苏晓跟前,眼睛瞪得像要吃人:

"小丫头片子,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两口子自己家里的事,你少他妈的狗拿耗子。你今天要是敢拨这个号,我让你明天从你们医院里横着出去。你信不信?!"

苏晓一个刚工作没两年的小姑娘,哪见过这阵仗,当时就吓白了脸。手机"啪嗒"掉在沙发上。

那男人见她怂了,又补了一句:"识相的,该上班上班去。不该你管的事,少掺和。"

苏晓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七点二十,她七点半必须到医院交接班。她咬了咬嘴唇,想想自己一个外乡人,在这座城市举目无亲,真要是惹恼了这么个浑人,以后还有好日子过?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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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拎起包,低着头,逃也似的冲出了那扇门。

她后来跟民警说,这是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她走后,那间七楼的小屋,门一关,就剩下了林婉清和赵东彪两个人。

二十分钟后——

"砰。"

楼下早点摊旁边,那一声让整条街都炸开的闷响。

派出所的审讯室里,赵东彪跷着二郎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对自己殴打林婉清这件事,供认不讳。

"我是打她了。"他吐出一个烟圈,满不在乎,"小两口打架,那不是家常便饭吗?她做错了事,我教育教育她,怎么了?"

可一说到那扇打开的窗户,他的嘴就立刻严严实实地闭上了。

"警官,我跟您说实话——我是打了她两下,可我半只手指头都没碰她往窗户那边。她自己被我骂了两句,脸上挂不住,噌一下就窜上窗台,一翻身就跳下去了。我当时都傻了,我哪儿拉得住她啊?"

"她的死,跟我没有一点关系。那是她自己想不开,自己选的路。"

民警盯着他看了很久。

可没办法——

苏晓走的时候,林婉清还好好地在屋里。等楼下听见那声响,人已经躺在地上了。这中间二十分钟,屋里发生了什么,没有一个目击者。

窗户台上,确实提取到了林婉清一个人的指纹和脚印。没有赵东彪的痕迹。

尸检报告也写得明白:林婉清身上那些伤,都是软组织挫伤、皮下淤血,属于典型的钝器掌掴、拳打脚踢所致,没有任何一处是"被人从背后猛力推搡坠楼"形成的那种对冲伤。

也就是说——从证据上,真的没有任何一条,能直接证明:是赵东彪把林婉清从七楼上,扔下去的。

刑事拘留,最长三十天。

第三十天头上,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院不批准逮捕。赵东彪,被取保候审,随后,无罪释放。

走出看守所大门那天,他甚至还整了整衣领,回头冲门口的民警,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

林婉清的家里人,从最初的撕心裂肺,到后来的欲哭无泪。

他们请了律师,律师说得很明白:

"刑事上,现在这个证据状况,确实很难追究他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致死的责任。但是——你们可以打民事官司。他长期对死者实施家庭暴力、精神胁迫,与死者跳楼身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法院大概率会支持你们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老太太听到这句话,老泪纵横。

她摇着头,一遍一遍地说:

"钱……我们要他那两个钱干什么啊?我们的婉清能活过来吗?能活过来吗……"

事情查到这儿,本来似乎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

可陈建国在整理妻子遗物的时候,翻出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让这个本来就已经被击垮的男人,彻底瘫在了地上。

那是一本,暗红色封皮的离婚证。

登记日期——2011年11月18日。

距离林婉清摔死,仅仅过去了五天。

陈建国捧着那本离婚证,手抖得连纸页都翻不开。他记得清清楚楚:五天前,是林婉清哭着闹着,非要拽着他去民政局。

"建国,咱俩先把手续办了吧。"她当时是这么说的,眼睛红红的,"我……我最近心里头乱得很,想一个人静静。咱俩先离婚,过个一年半载,等我想通了,咱俩再复婚,行不行?"

陈建国当时整个人都懵了。他们俩结婚十二年,孩子都上小学了,从来没红过几次脸,怎么好好的,突然就要离婚?

他不愿意去。林婉清就哭,就闹,就绝食,就拿"不离婚我就不活了"这种话来逼他。

到最后,陈建国这个老实人心一软,以为妻子是这些年操持家里家外,压力太大了,想喘口气。他叹了口气,答应了。

去民政局那天,林婉清还拉着他的手,反复叮嘱:

"建国,咱俩离婚这件事,你可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啊。孩子那边先瞒着,我爸妈那边也先瞒着,亲戚朋友那边,咱该怎么处还怎么处。就咱俩自己知道,行不?"

"等过段时间,咱俩悄悄把证再领回来,跟没事人一样,谁也不告诉。"

陈建国当时还傻呵呵地点头,觉得媳妇这是为了照顾他这个大男人的面子。

直到今天,他才明白过来——

这场离婚,根本不是林婉清自己的主意。

是赵东彪,逼她离的。

赵东彪跟她说:"你不跟你那个窝囊废老公把手续办利索了,我就永远不跟我老婆离。你什么时候是自由身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地娶你。"

赵东彪跟她说:"你要是敢把咱俩的事漏出去半个字,我就带着人去你家、去你单位、去你儿子学校,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货色。"

她为什么非要瞒着所有亲戚朋友?

因为这出"离婚"的戏,她是演给赵东彪一个人看的。她要用这张离婚证,去换那个男人一句"你看,我为了你,婚都离了"的空头承诺。

她甚至不敢回自己家住,就是怕演穿了帮。她这才在外面,租了这么一套谁也不认识她的房子,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小护士,拼着那半个月几百块的房租。

她本来以为,这是奔向"真爱"的第一步。

她没想到,这是她自己,亲手给自己挑选的,最后的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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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好端端的,赵东彪那天早上,为什么要下这么狠的手?

民警后来查明,原因,说出来荒诞得让人想笑。

他怀疑林婉清,又"外头有人了"。

具体说,是怀疑她跟水电站一个姓周的师傅,有不清不楚的来往。

那个周师傅,是林婉清在一次洗浴中心团建活动上认识的。人是老实人,离过婚,在水电站上班,挣的都是死工资。两人之间,到底有没有那层意思,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林婉清已经没法开口了,赵东彪也根本不想听她解释。

他只需要一个借口。

一个可以把自己那股无处发泄的戾气,毫无顾忌地倾泻在这个女人身上的借口。

他要的,从来不是真相。他要的,是这个女人,完完全全、百分之百、连跟别的男人说一句话的资格都没有的,属于他。

他给她租房子,是为了把她圈起来。

他逼她离婚,是为了把她从那个老实丈夫身边彻底撕出来。

他一天八个电话查岗,是为了让她像一只被拴着链子的鸟,飞到哪儿都得向他摇尾巴。

他打她,打完又哄,哄完又打——这一套循环,四年里他已经玩得炉火纯青。他太知道,怎么把一个女人的骨头,一寸一寸地,敲碎。

他甚至笃定,这一次,林婉清也会跟过去四年里的每一次一样,哭完了,认错了,然后再一次,乖乖地回到他身边。

他唯一没算到的是——

这一次,她身后,已经退无可退了。

她为了他,离了结发十二年的丈夫;为了他,把七岁的孩子扔给了老人;为了他,在所有亲戚朋友面前,继续扮演着"我还是陈太太"的贤妻;为了他,一个人搬到这个连阳光都照不进多少的出租屋里。

她把后路,全烧了。

然后,她换回来的,是这个男人又一次挥起落落的巴掌,和那句"你是不是又跟那个水电站的老东西勾搭上了"。

那扇七楼的窗户,就是在这样一个清晨,被一个心死了的女人,轻轻推开的。

案子结了。

赵东彪因长期对林婉清实施家庭暴力、骚扰、威胁,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民事赔偿那一边,林家人最终拿到了一笔数目并不算大的赔偿金。

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陈建国后来还是接着开他的夜班出租。车还是那台老桑塔纳,只是副驾驶那个位置,他永远地,空了下来。

那个七岁的孩子,有时候半夜醒过来,迷迷糊糊地喊"妈妈",老人就只能抱着孩子,红着眼眶哄:"妈妈出远门了,要好久好久才能回来。"

林婉清的老母亲,从那以后,落下了一个病根——听不得"七楼"这两个字。只要楼下有人吵架,老太太就会浑身发抖,一个人躲进屋里,抹一下午的眼泪。

有老街坊后来跟陈建国叹过一句:"建国啊,你说你这媳妇,她到底图个啥呢?"

陈建国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面黑漆漆的马路,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

"我到今天,也没想明白。"

"人家把她当个人,捧在手心里头,她不当回事。那个把她当条狗、今天打明天骂的,她倒跟人跑了。"

"你说,这世上的女人,怎么就……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夜风从车窗缝里灌进来,吹得人眼睛发疼。

没有人能回答他这个问题。

或许,那个从七楼上一跃而下的女人,在最后那零点几秒里,是想明白的。只是,那个时候,已经太晚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