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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太阳毒辣辣的,晒得酒店的玻璃门都发烫。

我站在门口迎客,汗水把碎发黏在额头上,身上的碎花裙是十年前买的,洗得发白了。

郭文超就是这时候来的,西装笔挺,头发打了发胶,身边跟着那个比他小十五岁的女人。

他故意从我面前走过去,扬声说了句:“把我订的那桌鲍鱼上了,今儿是我儿子的大日子,不能寒碜。”我的手攥紧了茶壶柄,指甲盖掐得发白。

宴席快散的时候,那个叫张羽彤的女人趁人不注意,把一个牛皮纸袋塞进我怀里,低声说了句“完璧归赵”。

我躲进厕所隔间,抖着手打开,只看了一眼,浑身像筛糠一样抖起来。

01

我叫沈秀珍,今年四十五,在县城纺织厂干了二十年。

二十五岁那年嫁给郭文超,他那时候穷得叮当响,摆地摊卖袜子,一天挣不到五十块钱。

我爸妈本来不同意,说这人没正经工作,靠不住。

我不听,偷出户口本领了证。

娘家给了一万块钱当陪嫁,我全给了他进货。

还真是命。

郭文超脑子活,第二年就开了个小门面,第三年租了个仓库,第五年直接在城东盖起了厂房。

那时候他对我好,逢人就夸“我老婆旺夫”。

我也真信了,觉得这辈子值了。

可人一有钱就容易变。

他厂子做到第三家的时候,开始晚上不回家。

打电话要么不接,要么说应酬。

我一个人带着六岁的子轩,半夜发烧都是自己背着他去医院。

他回来就是一堆酒气,倒头就睡。

发现不对劲是子轩六岁生日那天。

我包了饺子,等他回来吃饭。

等到晚上十点,他电话里说“今晚不回了”。

我当时没多想,直到第二天给他洗衣服,从西装口袋里翻出一张发票——周大福,一条钻石项链,一万二。

我从来没收到过那条项链。

后来查了通话记录,一个号码出现得特别频繁。我试着打过去,是个女的接的,声音很年轻。我问她是谁,她说“你管得着吗”就挂了。

我去找郭文超对质。他坐在办公室的真皮椅子上,跷着二郎腿,眼皮都没抬:“既然你知道了,那咱就摊开说吧。我对你没感情了,离婚吧。”

我那会儿傻,还不甘心。问他那个女的是谁,他说了句让我记了十年的话:“人家长得比你好看,比你年轻,家里还有钱,你拿什么跟人家比?”

眼泪在眼眶里转了转,我没让它掉下来。

“子轩归我。”

我只要了这一个条件。房子、车子、存款,我一分没要。娘家人都骂我傻,说我净身出户,以后怎么活。我说我有手有脚,饿不死。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前后不到一个月。郭文超很大方地签了字,连抚养费都没提。我抱着六岁的子轩,拖着两个编织袋,回了娘家。

那年我三十五岁。

纺织厂的白班工资不够花,我又找了份夜活,在城南的水煮鱼馆子洗碗。

晚上从六点洗到十二点,手泡在漂白水里,十个手指的皮一层一层地掉。

子轩放学回来就趴在饭桌上写作业,写完帮我择菜。

我爸妈心疼我,偷偷给我塞钱。我没要,说“我自己能行”。

就这么熬了十年。

子轩争气,从小学到高中,成绩没掉出过前三。

今年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还在厂里干活,他的电话打过来,声音都在发抖:“妈,我考上重点了,你高兴吗?”

我蹲在车间门口,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

“高兴,妈高兴。”

消息传得很快,工厂的工友、街坊邻居都来贺喜。

我妈沈桂珍高兴得合不拢嘴,张罗着要办升学宴。

我说简单请几个亲戚吃顿饭就行,我妈不同意:“我外孙考了全县第五,全县第五啊!必须要办!”

就在这当口,郭文超打来了电话。

他不知从哪听说了消息,语气热络得跟这些年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秀珍啊,子轩考上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事我来办,升学宴全算我的,你别操心。”

我差点没把手机摔了。

“不用,我自己能办。”

“你办什么办?你现在一个月挣几个钱?难不成还要让孩子跟他同学吃路边摊?”

就这一句话,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他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郭总,我还是那个穷酸的纺织女工。

挂掉电话,我在床边坐了很久。子轩推门进来,看着我,轻声说了句:“妈,让他办吧,他把钱花了,我以后还给你的。”

我看着儿子,他才十八岁,已经比我高了半个头。眼睛像我,鼻子像他爸。

“行。”

就这么一个字的回答,往后的多少事,全从这里开了头。

02

酒店是郭文超定的,县城最高档的那家君悦酒店,光装修大厅就花了几百万那种。我本来不想招摇,但他把订餐电话都打到亲戚手机上了,没法推。

八月二十号,升学宴定在中午十二点。

我前一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来熨那条碎花裙。

熨了半天,还是觉得土。

子轩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出去,给我买了件新衬衫,白色的。

他说:“妈,你在家试试。”

我穿上,站在镜子前照了照,眼角的皱纹遮不住,头发也白了一半。子轩站在我身后,说:“妈好看。”

我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和子轩提前到了酒店。

我爸妈已经来了,我爸沈桂珍穿着一件干净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亲戚们陆陆续续来,我招呼他们入座,给小孩发糖,给老人倒茶。

十一点半,郭文超来了。

他和张羽彤从一辆黑色的奔驰上下来。

郭文超穿一套深蓝色西装,皮鞋锃亮,手表在阳光下反着光。

张羽彤穿一条杏色的连衣裙,手腕上戴着那只我见过的周大福手镯——当然不是当初那条项链,但应该是同一家店买的。

郭文超一进门就跟我爸妈敬酒,一口一个“叔叔阿姨”,叫得热乎。

我妈脸色不太好,客客气气应了句,连酒杯都没端起来。

郭文超也不在意,转头去找子轩,拍着儿子的肩膀说了句:“长这么高了,你看爸给你买的手机,最新款的,上大学用。”

子轩接过来,说了句“谢谢”,放进兜里,然后走到我身边站着。

气氛有点尴尬。

郭文超订的那桌在正中间,大鱼大肉摆了一桌子。

他端起酒杯,站起来,敲了敲酒杯说:“各位亲戚朋友,今天是我郭文超的儿子郭子轩考上重点大学的好日子,我郭某人别的话不多说,高兴!”

底下有人叫好,有人鼓掌。

我站在角落里,端着茶壶给亲戚添水。有几个远房亲戚窃窃私语,看我的眼神带着点同情。我没当回事,该干吗干吗。

宴席开始后,郭文超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敬到我妈那桌时,他喝得已经有点上头了,脸通红,说话也没了分寸。

“秀珍啊,你别站着了,坐下一起吃。咱们虽然离了婚,但子轩还是我儿子,这点你放心。以后他上学缺钱,找我,别省着。”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小,整桌人都听见了。

我妈脸色变了,刚要说话,被我拦住了。我给郭文超倒了杯茶,说:“你喝酒了,喝点茶,缓缓。”

他接过茶,喝了一口,又说:“秀珍,你看你这打扮……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给自己买件像样的衣服。子轩都这么大了,你也该享享福了。”

我笑了笑,没接话。

张羽彤坐在旁边,一直没怎么吃东西。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郭文超,表情淡淡的,像是在看一出与自己无关的戏。

中间郭文超说话越来越没边,她轻轻咳了一声,郭文超立刻闭了嘴。

这个细节,让我愣了一下。

十二年前那个电话里的女人,年轻、轻浮、尖酸。

可眼前的张羽彤,从进门到现在,话不多,眼神却很沉。

她打量我的次数不少,每次都是趁郭文超不注意的时候,目光里没有敌意,更像是一种审视。

宴席过半,子轩被同学们拉去合影。我端着盘子去后厨帮忙,路过走廊的时候,听见一个女人叫我。

“沈姐。”

我转头,张羽彤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拿着个烟盒,问我:“能借个火吗?”

我说我不抽烟。她笑了笑,把烟盒收起来,又说了句:“今天你们家亲戚还挺多的,来了不少。”

“嗯。”

“你儿子挺争气的。”

“谢谢。”

话说完了,她没走,我也没动。空气安静了几秒,她忽然说了句:“他今天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愣了愣,不知道该怎么接。

她又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进了包间,心里翻来覆去不是滋味。

03

宴席在下午两点多散了。

亲戚们陆陆续续走,我帮着收拾桌子。郭文超喝多了,靠在沙发上闭着眼,张羽彤在旁边拿着手机,不知在跟谁发消息。

我端着几摞空盘子去后厨,出来的时候,发现张羽彤站在大厅门口,手里拿着个牛皮纸袋。

她见了我,快步走过来,把纸袋往我怀里一塞,低声说:“完璧归赵。”

然后不等我反应过来,她转身就走了。

我愣在原地,纸袋有点沉,里面像是一叠文件。我喊她:“哎……”

“你先别看。”她头也没回,“回家再看,找个没人的地方。”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人已经走到车跟前了。郭文超被人扶着上了车,一车人扬长而去。

我把纸袋夹在胳膊窝底下,心跳忽然有点快。我妈走过来问:“那女的是不是给你东西了?”

“说是文件,让我回家再看。”

我妈看了一眼那纸袋,没再多问,只说:“回去再说。”

回家的路上,子轩坐在副驾驶,我坐在后座,纸袋搁在膝盖上,手指头一直在摩挲着那个牛皮纸的边角。

纸袋用牛皮筋扎了两圈,封口处没用胶水,随时能打开。

但我忍住了,一直等到家。

我家住在大杂院里,一间不到三十平的平房,分里外两间。

里间是子轩的,外间是我和我妈的。

我把门锁上,窗帘拉上,坐在床边,深吸一口气,把牛皮筋一圈一圈解下来。

里面是一沓复印件的A4纸,还有几张照片。

我翻了翻,第一页是一份银行转账记录,后面还有几份合同和判决书的复印件。

再往下翻,翻到几张表格似的东西,我仔细看了两遍,才看懂那是什么——那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上面有郭文超的签名。

还有一份更劲爆的:一份离婚时的财产清单,列着他名下那几年所有的房产、存款、车子,加总起来有三百多万。

可当年他告诉我的是,公司亏损,房子贷款没还完,一分钱都没有。

我的手开始发抖。

再往下翻,是几张照片。照片上是郭文超和几个中年男人的合影,背景像是什么饭局。照片背面有日期,是前几年的。

我翻到最后一页,是一封信,手写的,字迹很清秀。

“沈姐: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估计已经想骂我了。

我知道,我在你心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插足你的婚姻,让你和子轩受了这么多苦。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话,不是要你原谅我,也不是要洗白自己。

我嫁给他七年了。

七年里,我一直在查他。

他以为我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女人,可我爹教过我一句话:男人靠不住的时候,就靠自己。

我爹去世前把他留下的公司交给我,也把查到的证据给了我。

他说,不能让他毁了你爷俩的命,再毁了我们家的基业。

这些东西,是我这些年陆陆续续搜集的。

转账记录、偷税证据、他转移的资产,一条线全在这了。

我做这些不是因为你,是为了我爹,也为了我自己。

他以为还能瞒天过海,继续拿我的钱去养外面的小妖精,做梦。

你如果愿意,拿着这些东西去举报他。我这边也会配合。咱们联手,让他尝尝当年让你净身出户的滋味。

如果你不愿意,就当这东西你没见过。怎么选,在你自己。

——张羽彤”

信很短,我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手指头捏着纸,抖得厉害。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怕的,还是别的什么感觉。喉咙发紧,眼眶发酸,眼泪在眼眶里转了转,没掉下来。

我抬起头,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那裂缝从墙角裂到房梁,下雨天会渗水。

子轩五岁的时候,我曾抱着他缩在角落,用一个脸盆接雨水。

那个画面一帧一帧地在脑子里过。

我拿起手机,打开通讯录,找到张羽彤昨天加我的那个微信号,打了几个字:“你在哪?我想见你。”

按下发送键,等了大概十秒,回复来了:“老地方,茶楼。明天下午两点。”

我把纸袋藏进柜子最底层,上面压了两床棉被。

关柜门的时候,手停了一下,又拉开,把那张手写信重新看了一遍。

然后折好,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那封信,一直放着。

04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准时到了那家茶楼。

张羽彤已经到了,坐在靠窗的卡座上,面前放着一杯没动过的茶。

她今天没化妆,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穿着一件普通的T恤衫,跟昨天酒店里那个光鲜的女人判若两人。

她招呼我坐下,把茶单推过来:“想喝什么自己点。”

我说不用,出门前灌了大半壶凉白开。她笑了笑,没勉强。

沉默了几秒。

我先开口:“你信上说的那些,是真的吗?”

“你指哪句?”

“转移财产、偷税——他真干过这些事?”

张羽彤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十指交叉放在桌上:“我爸查出肝癌晚期那年,公司账目对不上。他生前查了整整三个月,发现有人在他的公司里搞了一个空壳账户,资金通过那个账户流出去,进了一个私人账户。那个私人账户的开户人,是郭文超的堂弟。”

“我爸死了以后,我接手公司,继续查。我这边查,那边郭文超也在动。他开始往国外转资产,想在我发现之前把值钱的都搬走。我请了律师,把所有账目都查了一遍,证据全在这儿了。”

“这些事,你为什么不早举报他?”

张羽彤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因为我手里有再多证据,他还有一个身份——我丈夫。如果我去举报,他一定会反咬一口,说是我跟他合谋。我必须有人证,证明他转移婚内财产、偷税漏税,是从你们离婚那年开始的。”

我明白了。

“你需要我做这个人证?”

“不只是人证。”张羽彤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推到我面前,“我要你把当年他净身出户的事,全部说出来。包括他如何在离婚前转移资产,如何让你签那份放弃财产的协议。你把这些写出来,请律师公证。只要这份材料和我手里的证据一起交上去,郭文超的罪就跑不了了。”

我没接那个文件夹。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张羽彤看着我,笑了笑,但那笑容里没有轻蔑,更多的是一种疲惫:“你不是帮我。你是在帮你自己,也在帮子轩。”

我攥紧了拳头。

“当年他害你净身出户,现在他还能大摇大摆地在众人面前羞辱你。你不为自己争,也要为子轩争吧?以后他大学毕业,找工作,恋爱,结婚,别人一问起他父亲,他该怎么回答?”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上。

我沉默了。

张羽彤也没催,又叫了一杯茶,慢慢地喝着。窗外有鸽子飞过,翅膀的声音扑棱棱的。

过了很久,我抬起头:“那份财产清单,我确实知道一些。当年离婚前,他把一个好地段的房子转给了他妈,还假借公司亏本的名义,把账上的钱都转走了。这事,子轩也知道。”

“子轩?”

“他小时候去奶奶家玩,听见他爸和他奶奶商量,要把房子写在他奶奶名下。”

张羽彤的眼神亮了一下:“他能出庭作证吗?”

“他还没成年,能行吗?”

“只要能证明他听到了,就可以。”

我咬着嘴唇,想了很久。窗外太阳开始偏西,茶楼里的光线暗了一些。张羽彤看着窗外,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站起来,说了句:“我回去想想。”

走到门口,张羽彤在后面说了句:“沈姐,离他进去还有大概三个月。他已经在转移最后一批资产了。”

我没回头,推门出去。门外的热风扑面,我的后背全是汗。

回家以后,我坐在床边,把那封信又拿出来看了一遍。然后拿起手机,翻到厂长的号,打了过去:“王厂长,我明天请个假,家里有点事。”

那边答应了。我挂了电话,把信折好,塞回口袋里。

晚上子轩回来,看我坐在床边,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就是有点累。他没多问,去厨房热了饭,端到我面前。

我看着儿子,他低着头吃面,额头上还挂着汗,应该是放学骑车回来的。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袖口磨破了,也没跟我说要新的。

我忽然觉得自己这十年,窝囊透了。

05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

凌晨三点起来,坐在桌子前,把张羽彤给我的那些材料又看了一遍。一张一张翻,越看越心惊。

有一份是公司账户的转账记录。

郭文超以“技术改造”的名义,从公司账户转走了两百万,进了他堂弟注册的皮包公司。

皮包公司的法人是他堂弟,但实际受益人是他自己。

还有一份是税务核查报告,上面明确写着:公司连续三年净利润为正,但账面上确认为亏损,偷逃企业所得税一百四十万。

还有一份银行流水,显示郭文超已经开始往境外转钱。通过三个不同的中间账户,绕过监管。其中一笔金额是十万美金,转到了一个香港账户。

每翻一页,我的手就抖一下。

不是因为害怕。

是因为愤怒。

十年前,他让我签那份放弃财产的协议时,眼皮都没抬一下,说“公司亏本,房贷没还完,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我信了。

我把所有积蓄都填进去,以为他至少对儿子有点良心。

可他拿着那些钱养别人,转移资产,还能在人前风光无限。

我把材料装回纸袋,放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县城的法律援助中心。

接待我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律师,姓赵。

赵律师听我说完,又看了材料,表情越来越严肃:“沈姐,你手里的这些东西,价值很高。如果事实属实,郭文超的行为已经构成职务侵占罪和逃税罪。而且那条转移资产的线,涉嫌洗钱。”

“我能告他吗?”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赵律师推了推眼镜,“你选择提起诉讼,就意味着你、你儿子和郭文超之间,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而且,你儿子可能要出庭作证,这对他来说……”

我心里猛地一揪。

子轩才十八岁。他还有四年大学要读,以后还要谈恋爱、工作、成家。让他把自己爸的丑事拿到法庭上,他真的愿意吗?

我走出法律援助中心,站在门口,太阳晒得眼睛发花。

回家以后,我做了个决定——先不急着找张羽彤,也不急着找律师,先问问子轩的意见。

晚上,子轩下晚自习回来,我把实情跟他说了。他的反应比我想象的平静,只是沉默了好一会儿,问了句:“妈,你是真想好了?”

“想好了。”

“那我听你的。”

他的回答比我预想的快,也比我预想的冷静。我愣了一下:“你不怕别人说你?”

“怕什么?”他抬起头,眼睛很亮,“他是我爸不错,可他对你做过什么,我全都记得。六岁那年,你发着高烧去厂里上班,他开车从你旁边过去,连车窗都没摇下来。这些,我全记得。”

我看着儿子,他的眼眶有点红,但语气很硬。

“妈,你想做的就去做。我不怕。”

我抱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我打了张羽彤的电话:“我同意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她说:“好。”

06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请了长假,和张羽彤正式联手了。

我们先找了赵律师,拟了一份完整的诉讼材料。

赵律师把张羽彤的财务证据和我提供的证人证言整合到一起,整理出一份涵盖职务侵占、逃税、洗钱三大罪名的刑事控告书。

材料递上去的那天,我坐在公安局经侦支队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张羽彤把文件袋交给值班民警。她出来以后,在我旁边坐下,递给我一瓶水。

“紧张吗?”

“不知道。”

“我倒是挺紧张的。”她拧开瓶盖喝了一口,“不过紧张完了,现在觉得……挺轻松的。”

我没接话。这个曾经毁了我家庭的女人,如今坐在我旁边,跟我共谋着怎么送同一个男人进监狱。这个画面,打死我都想不到。

立案调查进展比想象的快。

经侦支队很快就发现了账户异常,冻结了郭文超和他堂弟的几个银行账户。

郭文超的律师来交涉,但证据太多,根本扛不住。

两个月后,郭文超被正式逮捕。

那天我在厂里干活,手机响了,赵律师打来的:“沈姐,人已经进去了,预审开始了。”

我挂了电话,蹲在车间门口,捂着脸。

过了好一会儿,我抬起头,天很蓝,八月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疼。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装着那封张羽彤写给我的信。

虽然我已经看过无数次,但每次摸到它的褶皱,心里就会生出一种说不上来的踏实。

预审期间,我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

法院门口,我见到了张羽彤。她穿了一身深灰色的职业装,头发盘起来,涂了口红,整个人看起来很干练。她冲我点了下头。

开庭了。

郭文超穿着看守所的蓝马甲,站在被告席上,头发剃短了,整个人瘦了一圈。他看见我和张羽彤先后进来,先是震惊,随即脸色变得铁青。

法官让法警宣读控告书。四十多页的材料,法警念了近一个小时。郭文超的律师一直在提异议,但法官一一驳回。

轮到证人出庭。

我站在证人席上,面对着对面的郭文超。他看着我,眼睛里的火恨不得烧死我。我攥了攥拳头,转向法官。

法官问:“沈秀珍,你能否如实陈述你与郭文超离婚期间,其是否存在恶意转移婚内财产的行为?”

“能。”

我咽了口唾沫,开始了。从十年前那个晚上说起,从他在书房打电话说起,从他让我签那份协议说起,从他给我净身出户说起。

全说出来了。

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子轩坐在旁听席第一排,两手放在膝盖上,一直低着头,始终没有看郭文超一眼。

我妈坐在他旁边,眼睛红红的,但没哭。

郭文超的律师站起来反驳,说我的证言没有直接证据支撑,只是单方面指控。

法官看向郭文超,让他发问。

郭文超咬着腮帮子,死死地盯着我,隔了几秒,才挤出几个字:“她撒谎。”

但我的律师拿出了证据。

转账记录、合同复印件、银行流水,一张张放给陪审团和法官看。

张羽彤的财务证据也摆上了案台。

郭文超的脸色从铁青变成了土灰色。

结案陈述时,郭文超的律师试图将张羽彤的作证描述为“夫妻感情破裂后的报复行为”。

但检方质疑,转账记录有时间戳,不是什么“报复”,真的就是真的。

最终,法庭宣布,郭文超因职务侵占、逃税、洗钱等罪名,数罪并罚,判处六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法槌落下。

郭文超木然地看了我和张羽彤一眼,嘴唇哆嗦着,最终什么也没说,被法警带走了。

他转身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肩膀塌了下来,那个在宴席上挥霍、在亲戚前炫耀的男人,终于变成了一个佝偻的背影。

我走出法院,门口的阳光刺眼。子轩走在我旁边,胳膊轻轻碰了碰我的。他没说话,我也没说话。

张羽彤从法院里出来,看了我一眼,然后上了她的车。车门关上前,她朝我摆了摆手。

我看着她远去,心里忽然觉得很空。

07

郭文超被判刑的消息,在县城里炸了锅。

有人骂他“活该”,说早知道他手脚不干净。

也有人嘀咕,说他这人也就是贪了点,其实心眼不坏。

还有人把矛头指向我,说我“狠心”,好歹是孩子他爸,非要送进去才好。

连我几个本家亲戚,背地里也嘀咕过:“秀珍这女人,太绝情了。”

这些闲言碎语,我全当没听见。

倒是子轩有一天放学回来,进门就把书包摔在床上,红着眼眶问我:“妈,他们凭什么说你?你哪错了?”

我说:“嘴巴长在别人脸上,爱说就去说。咱们过得踏实就行。”

子轩没再说话。那天晚上吃饭,他给我夹了好几回菜。我没说什么,但碗里的饭吃得一粒不剩。

日子还得照常过。

纺织厂的工作我没辞。

虽然法院判了郭文超的罚金里有一部分要赔偿给我和子轩,但我没当真,也没指望那些钱。

我干了十年的活,别的不敢说,养活自己和儿子没问题。

只是每天下班回来,经过那个老院子的时候,心里老是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像是卸下了什么,又像是丢掉了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在厂里加班。十点多出来,厂门口路灯底下站着一个人。我一看,是张羽彤。

她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头发披散着,脚上踩了双拖鞋。看起来不像那个富家女,倒像个刚吃完饭出来散步的普通人。

“你怎么在这?”

她挠了挠后脑勺,有点不好意思:“路过,顺便看看你。听说你没辞工?”

“辞工干吗?”

“我还以为……你会开个店什么的。”

“开店要本钱。”我把包挎好,问她,“你呢?公司怎么样了?”

张羽彤沉默了一下:“被查了。折腾了三个月,被罚了一笔钱。郭文超留下的烂摊子,比我想象的大。我妈急得住了院,我家亲戚也跑了不少。”

我看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我当初嫁给他,是做错了事。可我现在也背了一屁股债,公司半死不活的。你说这是不是报应?”

我没接她的话。路灯底下,我的影子拖得老长。我想了想,还是说了句:“公司的事,你要是缺人手,我认识几个财务上的人,可以帮你搭把手。”

她愣了愣,没料到我会这么说。

“你……不恨我?”

我站了一会儿,风从巷子口吹过来,凉丝丝的。

“恨你干吗?你插进我家,我记你一辈子。可你也帮了我,也帮了子轩。账是清的,但不想欠着过日子。”

她不说话了。过了半天,低声说了句:“那我欠你。”

我摆摆手,转身往家的方向走。

路过那家茶楼时,灯已经灭了。

我加快脚步,远远地看见院子里亮着灯——子轩肯定还在等我回来。

我走进去,屋里盈着暖黄的光,子轩坐在桌边,面前摆了一碟咸菜和一碗粥,抬起头冲我笑。

“妈,回来了?吃了没?给你热着。”

我说你还没睡?

他说刚背完单词,又问我学校里的团支书好不好当,我笑着说挺好,心里却沉了沉——他的同学都知道他爸的事了,我怕他被排挤。

但他挠了挠头说“哪有什么排挤,他们还说妈你挺厉害的,一个人把那么大个老板告倒了”。

我愣了一下,没接话,低头喝粥。

粥还是热的。

08

半年过去了。

纺织厂的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我的生活里,除了上班、下班、做饭、睡觉,多了一件别的事——我偷偷报了会计培训班,每周六去县城职校上课。

一开始只是想去去就回,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没想到学进去了,越学越上瘾。那些报表、账目,以前看着是天书,现在能看懂个七七八八了。

有一次课间,我在走廊上听见有人在议论我。

“你班那个沈秀珍,听说她老公坐牢了?她还有心思来上课呢,心真大。”

我听见了,但没生气。

倒是旁边一个年纪相仿的女人替我说话了:“人家老公坐牢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她送进去的。再说了,她儿子都考了重点大学,她闲着也是闲着,不学点东西干吗?天天在家哭啊?”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端着水杯走开了。

那天下课回来,我路过县城中心,看见一家店面贴着“转让”两个字。

门脸不大,但位置不错,旁边就是县一中的侧门。

我心里一动,回去算了算积蓄,又跟几个同事借了点钱,咬咬牙盘了下来。

我想开一家小文具店。

子轩知道了,没说什么,只说了句“妈你有本事,我支持”。

然后他就忙着帮我刷墙、装货架。

我们娘俩干了一个星期,终于把一个灰扑扑的空房间改得有模有样了。

开业那天,我放了一挂鞭。街坊邻居都来看热闹,我妈端着一盘自己炸的麻花来撑台面。

张羽彤也来了。

她开着一辆半新不旧的面包车来了,后车厢里塞了几箱学习用品。

她把箱子搬下来,放在店门口,拍了拍手上灰:“反正我那些库存也卖不动,放你这儿试试。”

我看了看那些货,都是正经的文具,没有积压货。

“你多少钱收的?我给你。”

她摆摆手:“不用。”

“不行。”

她看了我一眼,不笑了。半晌,叹了口气:“那这样,你卖出去,咱们三七分。行吧?”

我点了下头。

她又跟我说,她把她爹的老厂子精简了一半,裁掉了吃闲饭的人,现在总算能勉强保住几十个熟练工人的饭碗了。

虽然赚钱还早,但至少不用再提心吊胆。

“也算是活过来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很少见的轻松。

我给她倒了杯水。她端起来喝了一口,也没多待的意思,转身上了车。临走前撂下一句:“沈姐,店里缺钱跟我说。”

我没答话,只摆摆手。

她关上车窗,车子突突地开远了,尾气混着尘土。

我转身回店里,看着那几箱文具,心里想的是怎么把它们摆得整齐,怎么定价合适。

我妈在里头大声问:“秀珍,这个计算器卖几块钱?”我应了一声:“你等等,我马上来。”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09

郭文超入狱的第九个月,我收到了监狱的探视通知。

说的是家属探视。子轩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妈,我想去看看他。”

我愣了。

“为什么?他不是……”

“他是我爸。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爸。”子轩低着头,手指绞着书包带子,“我不原谅他做的事,但我……我想当面告诉他一句话。”

我看着儿子,他今年十九岁了,下巴上长了浅浅的胡茬,声音也变粗了。

他不再是从前那个扒着我腿喊“妈妈抱”的孩子了。

他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

“去吧。”我说。

子轩去了,回来以后什么也没说,把自己锁在房间待了一整天。

我没问他。

三天后,我接到了郭文超托人转交的一封信。牛皮纸信封,上面用圆珠笔写了我的名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和我年轻时见他写的字不太一样。

我拆开,里面是三页信纸。开头写着“秀珍”。

“秀珍:

我这辈子,最大的错事,就是对不起你。

离婚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你能忍、是应该的。

看你穷,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总觉得我是成功的,你是失败的。

现在想想,是我错了。”

我往下看。

“子轩来看了我。他走了以后,我哭了一整夜。我记得他背着他的旧书包,我记得你给他纳的鞋底。他长那么高了,都跟我差不多了,可我这十几年,连他的人生都没怎么参与过。”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公司没了,钱也没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整天在号子里干活,出了汗就歇,歇完了接着干。以前那些风光,现在想想,全是空的。”

“秀珍,你要是愿意见我一次,就行。不原谅也行,我罪有应得。”

信的最后,他留了一串地址,是监狱的探视室。

我把信折好,塞进信封里,没回信。

但说实话,心里不是一点波澜都没有。

我想起了年轻时的某些片段。

他还没发财的时候,我们住在出租屋里,下大雨时屋顶漏水,他拿着脸盆接水,一边接一边骂,然后转过头给我说“秀珍,等咱有钱了,就买间不漏雨的房子”。

那时候的郭文超,眼里还有光。可后来,钱有了,人心却散了。

我把信压在柜子最底下,跟那些旧合同、旧账本摆在一起。没烧,也没丢。

一个月后,小店的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了。

周末学生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两百来块钱。

虽然比不上别人店大,但至少不用再伸手找别人借了。

子轩寒假回来看我,帮我看店,结账时发现好几个晚上都有一种被偷了几盒笔的现象。

他问我,我说算了,都是学生,家里穷也不用太较真。

他说:“那就当赞助吧。”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店里盘货,柜台上手机的屏幕亮了一下。是张羽彤的微信。

“沈姐,我把我爹的老厂关了。”

我拿起电话打过去,她那边接得很快。

“怎么回事?”

“撑不下去了。税务清算后没钱补,跟银行借又没抵押。逼到了墙角,我就把厂房卖了。工人那边都按劳动法赔了钱,剩下的债我也揽到了自己身上。”

我沉默了一会儿:“那你现在住哪?”

“暂时住我妈那。她想让我重新找份工作,可我去面试了好几家,没一家要我这种‘有案底’的家属。”

她又笑了一下,自嘲的那种:“你说咱俩,是不是都活成了别人嘴里‘命不好’的那种人?”

我捏了捏手里的笔,忽然想起什么:“你之前不是学财务的吗?我这边缺一个记账的,你愿意的话,先来我店里帮帮忙。小店虽小,房租还是付得起的,吃饭也能搭上。”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然后传来很轻的声音,像是嗓子被什么堵住了。

“沈姐,你……”

“来不来?”

“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张羽彤真的来了。

没化妆,素着一张脸,拎着一个布袋子。

她站在店门口,扫了一眼货架上那些笔、本子、橡皮之类的零碎商品,忽然笑了一声:“我当初真没想到,最后给我活路的,是你。”

我没接她的话,递给她一件围裙:“先把后院那堆货理一理,你家就住我家隔壁那间空房,跟我对着门,我也方便。”她接过围裙就往后院去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那些过去的事,有些还很清晰,有些已经开始模糊了。

我大概没法跟她做朋友,但我们之间的账,大概真的清了。

10

子轩大二那年暑假,我的小店扩大了一倍,把隔壁空着的铺面也盘下来了。

张羽彤的记账干得不错,她之前毕竟做过大公司的账,管个文具店的进出货绰绰有余。

店里又招了一个阿姨,负责白天看店,我继续在纺织厂上班,下了班来店里对账。

日子平平淡淡的,反倒是顺了。

有一天傍晚,我在对账,张羽彤在一旁整理货架。

电视里正在播本地新闻,画面是看守所门口,有个记者在讲话。

张羽彤抬头看了一眼,手上的动作停了。

那是郭文超出狱的新闻。减刑了,提前出来了。这些年他在里面表现不错,还评了劳动积极分子。

张羽彤放下手里的东西,问我:“他出来以后,会不会来找你?”

“找我干吗?”我头也没抬,“他还能把我怎么着?”

“我怕他闹事。”

“他能闹什么?他连身份证都是问题。”

张羽彤没再说什么。

但她说对了。

郭文超出狱后第七天,出现在了我的店门口。

他瘦了很多,头发剪得很短,白头发多了不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衫和一条军绿色的裤子。

看见他的第一眼,我差点没认出来。

他站在店门口,没进来,也没走。直愣愣地看着我,像是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道该从哪一句开始。

我招呼他进屋坐。

他低着头走进来,找了把椅子坐下。张羽彤从后院端了杯水出来放在他面前,他看见她的时候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我……就是想来看看。”

“看完了?”

他站起来,转身走到门口,又停下来,背对着我,声音很哑:“秀珍,我是来给你、给子轩道个歉的。我这辈子,最大的错事就是对不起你们娘俩。我没什么能补偿的了,你店里的货要是……要是你知道哪家进货便宜,我可以帮你去拉。”

我没答话。

他站了几秒,看我始终没开口,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转身回到店里坐下,拿起笔,把剩下的账对完了。

最后一笔写上去的时候,手没抖,很稳。

后来子轩放暑假回来,我跟他说了你爸来过的事。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句:“那是他自己的路。”

我接着炒菜,油烟机轰轰地响着。油锅滋滋地响,菜下锅的声响把一切压了下去。我没再提郭文超的事。

张羽彤还是住在隔壁那间空房里。

她妈偶尔来看她,嘴上说着“开店太辛苦了”,眼里却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神情。

有一次张羽彤去进货,我和她妈并肩坐在店门口择菜,她忽然说了一句:“我闺女这辈子,做错了一次,但她已经用大半条命还干净了。”我没接话,只是说:“阿姨,这个菜挺嫩的。”她妈看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有时我坐在门口吃晚饭,看着街上人来人往。

隔壁老李卖他的凉粉,对门周嫂吆喝着卖她的水果。

谁家的小孩哭了两声,又被大人塞了一块糖。

那些从前和我无关的声响,现在不知什么时候嵌进了我的生活里。

子轩前些天发消息说,他拿了一笔奖学金,够他自己交下学期的学费了。

问店里要不要钱,我说不用。

他又说,寒假回来要带我去省城逛逛,让我见见世面。

我笑了笑,想说“妈见过的世面,不少了”,但打字打了一半,又删了。

我把手机放下,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水。暮色正好,橘色和紫色混在一起。风吹过来,带着一丝凉意。

我从口袋里摸出那封早已看了无数遍的信,没再翻开。只是捏着它,坐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折好,放回贴身的口袋里。

回来就好。

这句话,不知道是说给谁听的。

但我知道,这辈子剩下的路,终于是我自己走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