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并六国到宋代变法,一千三百年间,朝廷三次大争论,争的不是官位,是国家的手伸多长、钱由谁赚:地方归谁管,国家该不该自己经商,富的是国库还是百姓。
说到底只一问:国家要强,是否必以百姓变穷为代价。
三次都起于国库吃紧之时,不是书房清谈;当场谁赢,与后世谁对,常是两回事。
往复之间可得三条:反对者看得准弊病,却拿不出替代办法;主事者拿得出办法,却防不住执行走样;法令好坏,不取决于条文,取决于考核。
一、定体:封建与郡县
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丞相王绾以燕、齐、楚地远,请封皇子为王,群臣称便。廷尉李斯反对:周朝之乱正因分封,亲戚隔几代便彼此攻打;如今天下一统,不如分设郡县,长官由朝廷委派,易制而无二心。始皇从之,分三十六郡。
八年后咸阳宫宴,博士淳于越又争:商周延续千年,靠子弟功臣在外作屏障;今皇子只是平民,一旦大臣夺权,谁来救?李斯答:五帝不重复,三代不因袭,时代变了,老办法不必照搬。
两人都在理,却没有对上:一个忧中央出事谁接应,一个明时势已改旧制难用。李斯赢了当时,未答前问。秦亡既速,此问留给后世:汉初郡国并行,贾谊提醒,晁错削藩,至武帝推恩,两百年才补上;此后郡县不易,所争只在中央收多紧、地方留多少。
更该记住的不是制度,是结局:李斯胜后,请禁私学、焚诗书,把不同意见一并收掉。政策之争变成不许开口,朝廷从此少了听见错误的耳朵。
二、专利:盐铁之议
始元六年(前 81)二月,六十多位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在长安对议,重审武帝一朝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与酒类专卖。桑弘羊掌财政近四十年,诸政出其手;文学背后,有霍光收回财权的打算。
桑弘羊问得实在:北边战事未停,军费浩大,富商独占盐铁之利而不帮国家应急;废官营,则非加田赋即纵豪强。不加赋,钱从何来?这一问,对方始终没答上。文学责得也切:官造铁器质次价高,官吏借法令强买强卖;财富终究取之于民,民富,国富才长久。
要害不在义利谁对,而在一边有账本、一边有道理:道理能指其害,却填不上账本。当天只废酒类专卖与关内铁官,盐铁主体照旧,胜负已明。
影响却长:国家专营要物,从此成可反复取用的财政办法,后世榷盐、榷茶、常平仓循此路;「不与民争利」成了议政定规,谈财政先要自证不是搜刮,千一百年后王安石为理财正名,还得引《周礼》说「理财就是义」。三十年后,桓宽据会议记录成《盐铁论》六十篇,反对一方的完整理由赖此以传。政策未改,说法已换,谁输谁赢,难以一口断定。
三、争藏:青苗法
熙宁初年御前问答,王安石说:会用财的人,不加重赋税也能让国库充足。司马光立刻回:天下财物就这么多,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桑弘羊能让国库充足,不向百姓取,还能向谁取?并直说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一句话,把盐铁那场争论带回宋代朝堂。
两人分歧不在新旧,而在财富能否被创造:司马光把理财看作分已有的东西,官多一分,民少一分;王安石看作把闲置钱粮动起来,压掉豪强放高利贷的空间,国与民可以一起得利。青苗法即以此试:熙宁二年(1069)九月,青黄不接时官府把常平仓粮食借给农户,随夏秋两税归还,取息二分,法条明写「愿意借才给,不愿不强」。司马光当即预言摊派必至,且自言所忧在十年之后。
真正定下结果的不是辩论,是考核。
熙宁三年正月,朝廷自己下诏承认,官吏挨户催逼、强行摊派,惠民反成扰民;同一卷史书直写原因:派赴各地督办的官员「以多散为功」,放得越多越算政绩,富户不愿借,便按户等分摊,令贫富互相担保。
法条写着自愿,指标却逼成摊派;下面的实情传不上去,上面听到的只剩报功。王安石「不加赋」的承诺,没输在朝堂,输在推行途中;司马光预料的摊派、穷人逃亡、富户代赔,后来都应了。
此后元祐尽废、绍圣尽复,法令随党争来回翻,北宋晚局由此撕裂。
而罢青苗之后,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司马光也奏称「本为利民,只要禁摊派」,可见反对者未否定立法本意,争的是怎么执行。此后改革多转向一条鞭、摊丁入亩这类税制,不再让官府自己当债主。
超想
三场议论隔一千多年,题目却没换。司马光驳王安石,用的还是桑弘羊;王安石自辩,仍要借《周礼》。一代人说话的词,往往不是这代人新造的。
成败之中,有三条值得记下。
其一,反对的话常说中弊病,却少能替对方想好办法;听反对意见,要的是它看得早,不是要它替你办事。
其二,法令都写得宽,弊病都出在逼得紧:郡县说一统,常平说便民,青苗说不强,考核一紧,宽全变紧;立法先要想到执行的人会怎么做。
其三,可贵的不是当场被采纳,而是那些话后来还读得到:《史记》存「谁来救」,《盐铁论》存六十人的理由,《宋史》存「十年之后」,都是留给后人的一把尺。
所以说:当时行得通的,多半是能收上钱、能派得动官的那套;后来帮上忙的,反倒是被记下却未采用的话。
国富与民富之争,可以换个问法:难的不是谁先谁后,是国家强起来之后,还肯不肯给不同意见留一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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