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史上罕见的一幕,正由河北省南宫市检察院领衔主演。
在所谓的“南宫第一案”中,2026年10月8日,南宫市检察院以法律发生变化为由,撤回对程浩涉嫌非法采矿一罪的起诉。9月30日,程浩在羁押一年九个月后获得取保。10月10日,南宫市法院下达裁定,准许南宫市检察院撤诉。但四天后,南宫市检察院又抗诉,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脸。
“南宫第一案”的核心主角是程逢华,最初以“12·18”专案立案,方向直指涉黑涉恶。上百名警员参与抄家,查封资产时没有留下完整的登记清单,事后又拒绝提供同步录像。同时,超过五倍以上查冻的资产里,有程逢华近亲属的个人存款、私人物品,“趋利执法特征明显”。
涉黑涉恶没有查实。历经层层过滤,站上法庭的只剩三名被告人:程逢华,其子程浩,以及小区物业管理人员赵乐乐。起诉罪名几经变更,最终定格为非法采矿、诈骗、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四项(参见程逢华喊冤:他把四名公诉人骂出法庭)。
其中,程浩、赵乐乐主要身陷非法采矿指控。公诉机关指控,三人在未办理取水许可的前提下,抽取凤城雅筑小区地下水向住户售卖,累计获利63万余元。
庭审交锋之中,辩护律师划下清晰法律边界。辩护人提出,依据旧版《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地下水实行二元管理模式:勘查归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开发、利用、日常管理适用《水法》。普通地下水并不属于保护性开采矿种,民用地下水缴纳的是水资源税,而非矿产资源税。《水法》对于无证取水,仅设置罚款、责令关停等行政处罚,没有刑事追责条款。
换言之,就算取水手续存在瑕疵,也只属于行政违法,不应跨入刑事审判的大门。
真正撬动整个案件走向的,是2026年7月31日下午那场意义特殊的程序性庭审。庭审期间,被告人赵乐乐当庭陈述存在诱导取证、笔录未核对确认等情形。辩护人随即申请调取全部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调查。
合议庭休庭评议之后,七人组成的大合议庭当庭作出裁决:因侦查、公诉机关拒不提供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全盘排除赵乐乐全部侦查阶段讯问笔录,案件证据只能以当庭质证材料为准。口供证据支柱轰然倒塌之后,针对赵乐乐的非法采矿指控,证据基础已经岌岌可危。
2026年10月8日,南宫市检察院主动对程浩涉嫌非法采矿一罪撤回起诉。可撤诉裁定的墨迹尚未干透,戏剧性一幕发生:10月14日,距离法院准许撤诉仅仅四天,南宫市检察院向邢台市中级法院提起刑事抗诉。
刑事诉讼法理上,抗诉的法定前提,是认为一审裁判确有错误。这份准许撤诉裁定完全遵从检察院自身诉求,既没有驳回申请,也没有作出对控方不利的认定。辩护人指出:对一份完全满足自己诉求的裁定抗诉,逻辑上等同于承认自己当初的撤诉申请本身是错误的。
抗诉文书的核心支撑,是一份裁定作出之后才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裁定书出具时间为10月10日,该目录10月12日发布。辩护人提出,以裁判生效之后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回头否定此前的司法裁定,违背法律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基本原则。该文件仅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层级低于法律、行政法规,不能直接作为刑事犯罪定罪依据。
回望全案,辩护的核心逻辑始终聚焦两点:第一,法律适用错位,普通无证取水不等于非法采矿;第二,侦查程序瑕疵动摇关键口供证据效力。除此,案件还存在另一层程序争议:抽取地下水供水是威州地产南宫分公司的单位行为,水井运维、水费收支均归入公司账目,程浩、赵乐乐只是企业员工,将单位行为拆解为个人刑事犯罪,同样值得商榷。
“南宫第一案”呈现出的司法乱局与人为因素,难免让民众担忧当地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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