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江苏掘港一带,伪军师长施亚夫带队向日军据点靠近,表面上是去配合山本大队,围攻陶勇率领的新四军部队,实际上却在盘算如何把这场偷袭搅黄。

这不是普通的行军。施亚夫知道,日军一旦和伪军形成夹击,陶勇部队很可能陷入被动。可他手里没有电台,也来不及把情报送出去,只能临时设法制造变故。

施亚夫没有直奔掘港,而是带着队伍绕道石港。随行翻译觉得不对,提醒道:“走这条路,恐怕要耽误军情。”施亚夫板着脸说:“军情再急,也要按规矩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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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港恰好是山本大队的驻地。伪军队伍突然从这里经过,日军哨兵自然不肯放行。施亚夫故意摆出强硬姿态,与哨兵争执起来,双方很快发生推搡,随后竟响起了枪声。

混乱中,翻译中弹倒地。施亚夫抓住这个机会,大声斥责日军无故阻拦,要求山本出来说明。山本赶到后,两人当面争吵,谁也不肯让步,争执最后发展成了肢体冲突。

枪声传到不远处的新四军阵地。陶勇听见动静后,心里已经明白:这不是一次偶然冲突,而是施亚夫在提醒自己,敌人的计划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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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没有迟疑,立即调整部队行动,带队通过危险地段。等日军和伪军还在石港纠缠时,新四军已经撤离了原定目标,山本大队准备的包围也随之落空。

闹剧收场后,施亚夫和山本一同返回南通日军指挥部。两人一路互相指责,到了长官面前,又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对方。日军更相信山本,施亚夫很快被降为团长,内部也开始调查他的真实身份。

施亚夫能把事情做到这一步,并非临时起意。他出身江苏南通贫苦家庭,年少时进纱厂做工,亲眼见过工人的困苦。1928年,他参加如皋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转入地下工作,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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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进入十九路军内部开展工作,后来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监狱遭到破坏,他才趁乱脱身。逃亡途中看到日军暴行后,他返回南通,组织工人和旧部开展抗日活动。

当时队伍缺枪少弹,施亚夫便盯上了附近一股准备化装逃跑的国军散兵。他提出用衣物交换武器,先脱下自己的长衫。对方见他有诚意,交出了枪支。靠着这种办法,队伍获得二十支步枪和两千发子弹,随后又在雨夜袭击日军军火库,缴获四十八支枪。

队伍逐渐壮大后,施亚夫与新四军取得联系,并得到粟裕、叶飞等人的信任。汪伪政权成立后,新四军需要有人进入伪军上层,掌握敌情、分化伪军,施亚夫成了合适人选。

为了取得番号,他谎称自己拥有上万兵力。汪伪方面派人核查,他便把电话簿和牺牲人员名单重新整理,拼出一份庞大的花名册。敌人信以为真,任命他为伪军第七师中将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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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并不只是传递几份情报。1942年,粟裕等干部在南坎镇开会的消息被日军获悉,敌人准备沿途设伏。施亚夫参加日军会议后,借休息间隙将情报送出,又故意劝日军改变判断。新四军及时转移,日军扑了个空,潜伏在我方内部的敌特也被查出。

这件事让日军误以为施亚夫判断准确,反而更加重用他。正因为如此,1943年掘港行动才显得格外凶险。施亚夫既要保住身份,又要设法救出陶勇部队,石港那场枪声便成了他临时发出的信号。

1944年1月5日,在日军怀疑逐渐加深的情况下,施亚夫率部起义,带出两千多名伪军。此前,他还刻意散布自己“替长官卖命却反遭猜忌”的话,使部下相信起义是被逼无奈。这样一来,许多伪军没有立即反抗,而是跟随他转向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