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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与价格:

货币政策理论基础》

[美]迈克尔·伍德福德 著

刘凤良 陈彦斌 于泽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3月

文 | 迈克尔·伍德福德

中央银行拥有合理的目标(反映了对社会福利的正确分析),以系统性的方式制定政策,应用正确的经济模型,任命一位在数值最优化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管理者,并且将所有这一切彻底向公众作出解释。但以上这些仍然是不够的。

央行如果以相机抉择下的最优化方式处理问题——在每个决策环节不断重新决定最优行动,对未来行动不做出任何其他承诺,仅仅表示将始终采取在可能发生的情境下的最优行动——那么即使从央行自己的目标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有可能得到比承诺遵循合理选择的政策规则时更差的结果。

正如最先由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所指出的那样,即使中央银行在每一个时点关于政策权衡都拥有一套正确的模型,并且私人部门关于政策的操作方式也具有正确的预期,这种情况仍有可能发生。

乍想之下,相机抉择的最优化应该正是明智的中央银行所应该做的。各种各样无法预料的事件在不断发生,影响着通货膨胀和实际经济活动的决定,并且不难看出,一般而言,任何时点上利率的最优水平都应该取决于已经发生的事件。那么很简单,在实践中就应该以如下方式安排这种复杂的状态依存的政策:在每个时点上,当无法预计的冲击已然发生之后,再及时地设定政策工具。并且,求解跨期最优化问题的动态规划方法——即将规划问题简化为在连续的决策时点上的一系列相互独立的选择问题——似乎能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但是标准的动态规划方法对系统最优控制的适用性,仅当该系统是根据控制者的行动做出机械反应时才成立,例如工程控制理论所通常感兴趣的工业问题。稳定性货币政策问题与之不是同一类问题,这是因为中央银行的行动后果不仅取决于从过去至今的政策工具设置序列,而且包括私人部门对未来政策的预期。

在这种情形下,连续的(相机抉择的)最优化会导致次优的结果,原因是在每个决策时点,先前的预期被认为是给定的,而不是能被政策影响的。然而从这个角度看,根据理性预期假说,中央银行决策的可预测性特征却能(内生)决定私人部门较早前的预期。不同的行为承诺如果对私人部门而言是可信的,那么它就能以不同的方式调整这些预期,又因为预期对于中央银行所关注的变量的决定会产生作用,一般就能通过合理利用这一机会来改进结果。

相机抉择最优化所造成的扭曲的一个著名例子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及巴罗和戈登所分析的“通货膨胀偏差”。这些作者指出,如果存在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货膨胀与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对换关系(给定通货膨胀预期),并且实际经济活动的目标水平要高于最优通货膨胀率时的实际经济活动水平(此时通货膨胀预期也与最优通货膨胀率相一致),相机抉择的最优化导致通货膨胀率高于平均水平从而产生无效率,这是因为被忽视的一点是,追求这种政策会抬高通货膨胀预期(造成菲利普斯曲线朝不利的方向移动)。

对于这一通货膨胀偏差问题已经有很多解决方案被提出。其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想法是,为中央银行设置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目标要不同于真实社会福利函数中所反映出来的目标,即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或巴罗和戈登所假设的中央银行的目标。除此之外并不限制中央银行在选择政策以实现其目标方面所做的相机抉择,这样偏差就能被消除。这也正是通货膨胀目标制之所以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后者也涉及为中央银行设置一项目标并要求其承诺实现,而不是简单地放任央行在每个时点都从社会的最佳利益出发采取行动,但同时关于央行实现目标的方式则给予其很大的伸缩性。

然而我在第七章中将会提到,相机抉择最优化所造成的扭曲不仅仅是通货膨胀或其他内生变量平均水平的简单偏差,一般而言这种政策操作方式还会导致对冲击的次优反应。例如,各种形式的实际扰动会造成如威克塞尔所说的“自然利率”的暂时性波动,即稳定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所需的名义利率水平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使短期利率的调整有所持续的话,那么比较温和的调整幅度就已经能够对支出从而对产出和通货膨胀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幅度调整的持续性就意味着利率升高以后,人们预计它不会很快回到正常水平,即使导致利率进行调整的实际扰动此时已经消失了。因为总需求既取决于当前的短期利率,也取决于未来预期的短期利率,所以短期利率小幅而持续的上涨对支出也会产生很大的效应。如果社会同时也希望降低短期利率的波动性的话,那么这种惯性更大的利率政策就会更受欢迎;也就是说,对于中央银行将遵循这一政策的预期会导致一个更优的理性预期均衡。但实行相机抉择最优化的中央银行在最初的冲击消失之后不会有激励政策继续维持高水平的利率。在该时点上,之前的需求已经就之前形成的预期做出了反应,央行没有理由在设定当期的利率目标时还要考虑它对之前的需求所会产生的效应。

不管发生哪种扰动,利率政策对扰动的动态反应中产生的这种扭曲不可能通过调整央行设定的目标而消除,而是应该使政策依存于历史,即政策应该取决于过去的状况,即使这些状况对于决定央行所关心的变量的当前以及未来的演变已经不再具有影响。

一般而言,确实没有哪种纯粹的前瞻性决策程序——即央行在每个决策时点上的行动仅为该时点以后的目标变量可行路径集合的函数——能够产生对扰动的最优均衡反应。相机抉择的最优化就是这种程序的一个例子,即使银行的目标有所修改,但只要修改以后并不引入任何历史依存因素,则仍属于这种程序。但是其他一些很流行的建议也往往都是纯粹前瞻性的。

因此,经典的“泰勒规则”建议将每个决策时点的利率操作目标仅设置成当期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估计值的函数,并且泰勒对于部分调整的动态模式的合意性表示了怀疑,但对大多数中央银行的反应函数进行估计,均体现出这种特征。时下流行的通货膨胀预测目标制建议通常也是纯粹前瞻性的,每个决策时点所设定的利率仅为该时点以后的通货膨胀(或其他可能的目标变量)预测值的函数。因此最优政策必须是纯粹前瞻性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是普通常识,但当私人部门也具有前瞻性时,任何纯粹前瞻性的政策标准几乎必然是次优的。

要想对随机扰动产生合适的反应,就需要承诺一项系统性的政策规则,而并非仅仅承诺对央行目标的(一次性)调整。本项研究的首要任务是为此类规则的设计提供可参考的基本原理。我之所以说政策规则是必要的,乃是将另两种最优政策概念与之区分开来。其一是刚刚讨论过的相机抉择的最优化,规则意味着对做出决策的方式进行更详细的规定,而不仅仅是对某一特定目标做出承诺,另一个要与之区分开来的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最优承诺。

在对政策承诺与相机抉择的政策制定方式进行比较的文献中,大家一般遵循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用法,把“承诺”当作是一旦确定就不再变动的,其中详细规定了在之后的每个时点上将会采取的状态依存的行动。于是最优承诺就是选择这样的一种状态依存的规划,使之最大化政策制定者目标的事前预期值,时间从做出承诺的最初t0时刻开始算起。由此得到对最优政策的一种描述:它将政策工具设定成自t0时刻起外生冲击历史的函数。

但是对这样一种最优化问题的求解在实践中不是一项吸引人的政策建议。因为一般而言它不是时间一致的:在之后的一个时刻t1求解同样的最优化问题以决定从那时起的最优承诺,所得到的从t1开始的状态依存规划与在t0时被认为是最优的规划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在t0时刻选择承诺时,需要根据t0到t1之间的预期,将t1及其后时期的承诺结果考虑在内,而在t1时刻时,这些预期已经成为历史事实,不能被之后选择的政策所影响(这正是相机抉择的最优化和最优承诺会导向不同政策的原因)。因此这一政策建议不能被认为是提供了一种决策程序,在每个时刻可以用它来决定当时应该采取的最优行动。状态依存的规划必须是一经确定就不再更改,然后就开始实施这一规划,而不管它是否仍然具有合意性。

有两个理由说明这样的建议不是现实可行的。第一,不可能在事前列举出冲击的所有可能的历史——在某一时点中央银行将会面临的处境之可能性实在过于繁多,以至于不可能在事前就一一列出。第二,强行地坚持某一特定的政策,却仅仅因为在过去的某一特定时刻它是最优的——即凑巧做出承诺的那个时刻t0,这样的建议显然是没有吸引力的,你无法想象一个中央银行竟会这样捆住自己的手脚,或私人部门竟然相信央行会这样做。我在此处的观点并不是说中央银行没有能力对系统性的操作规则做出承诺,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改为相机抉择的最优化,而是说央行的承诺必须以对规则合理性的了解为基础,而不仅仅因为过去凑巧选择了(甚至有可能正是央行自己选择的)这一规则的缘故。

要避免这两个问题,中央银行应该承诺一项系统性的规则,状态依存的规划被用于在每个决策时刻决定政策行动,但又没有退化成一个一经确定就不再更改的、将政策工具设定成冲击历史函数的规划。在第八章中我将会说明,有可能设计出这样的规则来用于设定中央银行的利率操作目标,以达到对冲击的最优动态反应,而无需在规则中列举出各种可能发生的扰动。扰动当然会影响政策工具的设定,但是这种影响要么是作为影响内生变量(诸如通货膨胀和产出等,政策工具的设定恰要对其做出反应)的结果,要么在中央银行对经济(在各种可能的政策工具设定下)未来演变的估计中已经被包括在内。这样的规则对于大量的可能类型的扰动都能做出最优的均衡反应,因此在对规则进行描述或评价其合理性时没有必要在事前列举出潜在的扰动是什么。

与第八章中阐述的基本原理相一致的最优规则,其形式亦不随时间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在t0时刻基于特定的货币传导机制的结构模型和对中央银行稳定目标的特定理解而推导出来的最优规则,也正是在t1时刻将推导而得的规则,如果央行的模型和目标没有发生改变的话。对政策操作的承诺如果与经由这一标准认定为最优的规则相一致,这一承诺就是时间一致的,即在今后基于相同的原理重新思考之后所做出的决策将与之前所做出的决策保持一致。

因此,遵循某一政策规则,并不必然意味着在某一初始时刻选定了规则之后,就必须盲目服从,再也不考虑其合理与否。相反,此处所谓基于规则的政策制定,乃是意味着在每个决策时刻,所采取的行动应该遵循某项政策规则,而给定中央银行在决策制定之时对货币传导机制的理解,规则本身也被认为是最优的。

遵循规则的要求并不意味着限制央行去思考对规则的坚持是否与稳定目标相一致这样的问题。它仅仅意味着,不论何时提出这一问题,央行都需要考虑什么是最优的规则操作,而非什么是最优行动;并且它应该从公正的角度考虑各种可供选择的规则的合意性,而不是为了给自己在该特定场合下所希望采取的行动寻找合适的理由而选择相应规则。央行只要愿意,可以经常性地重新思考这一问题,但要避免陷入因相机抉择最优化而导致的次优行为。

此外,在考虑一项政策规则的合意性时,正确的做法是先假定该规则将被无限期地遵循,然后据此评价其效果,即使央行并不想约束自己永远遵循该规则。因为只要央行对政策问题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基于规则制定政策的承诺将确保它会继续根据已被认定为最优的规则行事。

这一意义下的基于规则的政策制定能够避免造成僵化,而人们经常把这种僵化与“规则”承诺相联系,这也可能是中央银行不愿意按照政策规则概念进行操作的主要原因。基于规则的政策制定承诺并不排斥利用央行通过任何来源所获得的关于当前经济状况的所有信息,包括对可能已经发生的扰动的认识,而这一认识或许在几个月前还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对政策规则而言,并不需要将政策工具的设置表示成关于一组完整的状态变量的函数,相反,一般而言最优规则不应该采取这种形式。这种政策制定方式也不排斥当央行对货币传导机制的看法发生改变时——这种改变必然会发生,既因为经济体本身的制度变迁,也因为经济学知识的进展——会对政策规则的形式做出修改。因此这种政策制定方式具有伸缩性,而人们经常把这种伸缩性与“相机抉择”相联系;同时,它又能消除政策分析中因为简单应用动态规划原理而造成的系统性偏差。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文摘自《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编辑:许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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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陈湘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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