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送进教室,学生认出了死者,送货的人却还能继续做生意。1828年的爱丁堡,玛丽·帕特森和詹姆斯·威尔逊先后成为这样的死者。疑点已经摆到解剖台上,谋杀仍然延续。
理解这件事,要从尸体被送进来之前,那笔人人都知道有利可图的交易说起。当时的爱丁堡是医学教育重镇,学习人体结构,需要真正的遗体。解剖课越发展,需求越大,合法渠道能提供的数量却有限。
缺口催生了地下生意,掘墓偷尸的人出现了,有的家庭甚至得守着新坟,防止亲人的遗体被盗走。教学上的急需,变成了可以用现金结算的市场。
威廉·黑尔经营一处寄宿屋,威廉·伯克与他熟识。1827年末,一名房客病死,欠下的房租还没付。黑尔想到了卖尸体。他和伯克把遗体从棺材里搬出来,塞入别的东西掩饰,再带着死者去寻找买家。这第一次,他们卖的是一个自然死亡的人。
买下遗体的是解剖学教师罗伯特·诺克斯一方,价钱为7英镑10先令。拿到钱以后,两个男人发现,交易比想象中容易。对方确实需要尸体,也愿意付一笔可观的钱。
寄宿屋里一个付不起房租的死者,到了另一道门后,居然成了一笔收入。接下来的变化十分可怕。两人开始主动杀人,把死亡变成可以安排的事情。常见的手段是先把受害者灌醉,再使其窒息。
外表不容易留下明显创口,既方便在狭小住处作案,也让买家更容易把死者当成普通遗体收下。尸体需要完整,恰好成了他们选择作案方式的理由。
从1828年初到10月底,伯克和黑尔先后杀害约16人。受害者中有贫困妇女、过路人,也有处境脆弱的年轻人。这些人平时住在哪里、什么时候离开,很难被及时追踪。亲友少,生活不稳定,使失踪更容易被忽略。
凶手正是利用了这种处境,把活人带进屋,再把遗体送出门。这两个人提供遗体的办法,与从墓地偷尸的人有区别。伯克后来承认,他们没有盗过墓。
寄宿屋和酒桌才是他们挑选受害者的地方,送到课堂的尸体因此越来越“新鲜”,死亡与交货之间的时间,也被他们主动缩短了。到了帕特森,事情本有机会停下来。她的遗体被送进诺克斯的解剖室,有学生认出她,熟悉的面孔带来了疑问。
可伯克对死因作了解释,交易照旧。一个人被认出来,没有进一步变成对死亡经过的调查,疑点就这样停在了教室里。后来,威尔逊也被害了。他是当地街头一个颇为人知的年轻人,有残障,见过他的人不少。
遗体到了课堂,再次有人辨认出来。前后两个死者都被认出,说明这条供货渠道已经碰到了活生生的社会关系,交来的尸体有名字,也有人记得他们生前的模样。
可诺克斯的教学需要持续运转,学生需要遗体练习,送货者又能不断满足这种需要。供给越紧,买方越愿意接受新的尸体。只要来路没有被认真查下去,课堂便可以继续。
买家支付的钱,最终又成为凶手寻找下一个受害者的动力。真正把事情捅破的,是寄宿屋里的房客。1828年10月31日,玛格丽特·多尔蒂成为最后一名受害者。她被带来喝酒,随后遇害。
格雷夫妇发现了她的遗体,准备报警。这时,有人试图拿钱让他们闭嘴,开出的价码相当诱人。格雷夫妇没有收钱,选择去找警察。
与教室里出现的疑问相比,这次发现直接发生在住处,死者还没彻底进入解剖程序。证人看见了遗体,也能把她与屋里的人联系起来。
犯罪现场终于有了一条通往警方的线索,收钱继续交易的做法被打断了。警方赶到时,尸体已经被转移。警方随后在稻草中发现血迹,并找到了属于死者的衣物。
伯克及其同住者的说法又对不上,警方沿着尸体去向追查,找到了诺克斯的解剖室。多尔蒂的遗体尚在,几名涉案者先后被拘捕。这一次,住处、证人、供述和解剖室被连在了一起。
抓到了人,证明谋杀仍有难度。医生判断多尔蒂可能死于窒息,单凭遗体状况却很难把全过程确定下来。此前受害者的遗体大多已经解剖,无法再完整检查。
一个让凶手顺利卖掉尸体的流程,也成了司法追查时最棘手的障碍。检方随后让黑尔转为控方证人,以豁免换取证词。
他承认了与伯克共同实施的犯罪,使许多此前无法还原的环节得到交代。这个结果令人愤怒:两个一起杀人的人,一个走上被告席,另一个却通过供述换到了免于起诉的机会。
1828年12月24日,伯克与海伦·麦克杜格尔受审,庭审延续到第二天。伯克被判谋杀多尔蒂罪名成立,麦克杜格尔则未被定罪。
最终判决针对能够成立的指控作出,公众听说的一连串死亡,与法庭上逐项证明的犯罪之间,存在艰难的距离。1829年1月28日,伯克被处以绞刑。他曾把受害者的遗体送去解剖,自己死后也被交给医学界解剖。此后,他的骨骼被保存下来。
犯罪者的身体成为案件留给后人的实物,而此前多数受害者早已在课堂上失去了可以重新检验的完整遗体。黑尔获释后离开,后来去向缺乏可靠记录。
诺克斯没有因这些谋杀被起诉,围绕他的愤怒却没有消失。他收购了全部受害者的遗体,公众自然会追问:送来这么多尸体,来历为什么没有查清?法律是否足以定罪,与交易中应负怎样的责任,成为两道同时存在的问题。
诺克斯的职业声誉从此遭到重创。他没赢回公众信任,也不再能够把收购遗体看作一项无人过问的教学事务。医生需要尸体做研究,仍然得对取得尸体的过程负责,这桩案子使解剖室关着的门被公众推开了。
案子暴露以后,解剖用遗体从何而来,终于成为必须改变规则的问题。1832年,英国通过《解剖法》,扩大可合法使用遗体的渠道,并设置许可和检查安排。
过去被推给地下市场解决的供给,开始被放进公开管理的程序中,遗体的取得与移交有了新的约束。这部法律也把贫困者的处境推到了更显眼的位置。
一些无人认领的遗体可以进入教学,改善了供给,却也让穷人更加担忧身后会被怎样处置。医学的需要与人的尊严,必须在规则中一同处理。
尸体来自谁、由谁同意、怎样交接,都需要在进入教室以前得到回答。课堂上认出一张熟悉的脸,只是追问的起点。
接下来是否停下解剖、查清来历、把疑点交给能够调查的人,才决定下一次送进门的,会不会又是一名受害者。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