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酒诰》里有一条杀头的罪,条文只有两个字。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有人来报,说那边聚众喝酒了。你别放过,一个不落抓起来押到周的都城,我来杀。

罪名就是前面那两个字。没写喝多少,没写喝到什么程度,也没写喝的是什么酒。

「群」是几个人?经文没说,孔传也没说。两个人对坐算不算,三个人算不算,这条死罪,最要紧的那个字没有定义。

为什么定得这么重?《酒诰》前面把账算得很干脆:「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百姓作乱失德,没有一件不是酒;大小诸侯国灭亡,也没有一桩不是酒的罪。一个王朝的账,最后记在了一样东西上。

这份话发给谁,开头就交代了:「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在殷商故都朝歌以北,康叔刚封到那里,建卫国。所以它不是一份全国通行的法令,是发给一个刚接手的旧都的。

至于这篇话究竟出自谁口,旧注说是周公代成王而诰,也有人只当作史官记言。我查不到能定案的材料,就不替他指定发言人了。

我原以为这样一份文件总该有条量化标准,翻了两遍没找到。通篇没有一个字规定饮量。它管的是另外几样。

先说场合。这一条来得最早,是文王传下来的:「祀兹酒。」只有祭祀才用酒。往下又补一句「饮惟祀,德将无醉」,祭祀时可以喝,但要用德行把持住,不许醉。还有一句「无彝酒」,别把它当成天天有的东西。

原则是不许醉。可再往下读,许可比原则松。

「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父母有喜事,亲手置办酒食,这时候可以喝。这句是对卫国的殷民说的,前面刚交代他们把黍稷种好、牵着牛车出远门做买卖。「孝养厥父母」五个字紧挨着就来了,再下一句才是这里。

还有一句更松的:「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能敬事老人、能事奉君上的人,可以饮食醉饱。

醉饱。

这个词和前面那句「德将无醉」,隔了不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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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周公划的线不在喝不喝,在哪儿喝、跟谁喝。同一壶酒,抬进家门、抬进宗庙,没事;端到街上,几个人凑一桌,就是死罪。

同一个动作,换了地方就换了个性子。

「群」为什么这么要紧?《酒诰》追述殷商那一段给过一个答案:「庶群自酒,腥闻在上。」大小官员凑在一起喝,酒气冲到天上去了。周人把亡国的原因记成了一种气味。

从这句的措辞能看出来,殷人喝酒的场面本来是冲着天上去的。周人没有取消这个场面,只是把它收进庙里,规定它只许在庙里发生。

庙里的聚叫祀,可以喝。庙外的聚叫群饮,要杀。一墙之隔,一边是礼,一边是死罪。

说白了,「群饮」的重点从来不在那个「饮」字。一个人喝闷酒,喝垮了也是自家的事;一群人凑在一起喝,场面就不归自己管了。

这条线到今天还在用。饭桌上最容易记住的规矩,从来不是能喝几两,是跟谁喝、在哪儿喝。老丈人家里喝倒,是笑话;客户局上喝倒,是事故。

可这条死罪旁边,还开着更大的口子。

「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殷商留下来的旧臣和各级职官,沉湎在酒里的,不用杀,先教。

同一条法令,同一种行为。卫国本地的百姓聚众饮酒,押走杀头;殷商旧臣喝到沉湎,只挨一顿训。

《尚书正义》把这层意思讲得很直:「此由殷之诸臣,渐染纣之恶俗日久,故不可即杀。其卫国之民,先非纣之旧臣,乃群聚饮酒……故择罪重而杀之。」

喝酒的年头越久,罚得越轻。

这不是宽大。是一个刚接管旧地的政权,对「习惯」让的一步:几代人喝下来的东西,一道命令改不掉,只能等。而对没有这个习惯的人,一次就够——他们不是改不掉,是没资格说自己改不掉。

注疏还在正文上又打了一次折。经文写的是「予其杀」,孔传紧接一句:「但饮有稀数,罪有大小,不可一皆尽杀,故知择罪重者杀之。」一刀切的死罪,在最早的注解里就长出了裁量。

这套话后来又被讲了一遍。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出土的大盂鼎,康王二十三年所铸,腹内十九行、二百九十一字,说的是同一件事:「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边地的侯甸、朝中的百官都沉湎在酒里,殷的天命就这么坠了。

一次对着封在卫国的康叔讲,一次对着贵族盂讲。说话的人换了,话没换。

话被铸在鼎上,跟着鼎一起埋进土里。它不只是说给活人听的。

周人还做过一样东西,专门用来放酒器,方方正正一张案子。它有个名字,叫「禁」。

郑玄注《仪礼·士冠礼》解释过这个名:「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放酒器的案子,名字就叫禁止。

酒器搁在这张案子上。客人进门,先看见案子。

一张案子管不住嘴。可它天天摆在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