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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对外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理论研究的发展需求,更是国家文化战略的必然选择,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基础。

原文 :《对外翻译理论体系的跃升之路》

作者 |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林嘉新

图片 |网络

在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全球话语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长期主导国际话语体系,操纵全球舆论格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传播环境,我国国际传播和国际表达的需求显著提升。对外翻译作为国际传播的“最前端”和“基础工程”,是面向国际社会的译出型表达实践,肩负着文化阐释、价值表达和国家形象建构等战略使命。当前主流翻译理论多源于译入实践,其解释框架和评判标准主要聚焦“如何理解他者”,对“如何向世界表达中国”的译出需求支撑不足,往往难以有效回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现实需求。为使翻译理论真正服务于重大国家战略,亟需从中国立场、中国需求与中国经验出发,推动中国特色对外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植根于历史文化的对外翻译理论

从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历程看,对外翻译始终在文明交流中发挥着枢纽作用,其理论生成与发展也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之中。

晚清至民国时期,面对西方舆论场的强势叙事和对中国的文化误读,中国知识界自发承担起向外解释中国的责任。以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为代表的译者群体,借助自身深厚的文化身份和跨文化经验,通过翻译主动发声,向世界呈现中华文明的价值与精神。尽管该时期尚未形成系统的外译理论,但文化自觉、主体意识和价值立场已经初步显现,为后续理论形成奠定了重要精神底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翻译活动逐步走向制度化和体系化,迅速成为国家形象对外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层面的翻译机构、出版工程和外宣体系相继建立,对外翻译在组织架构、政治原则、语言规范与工作机制上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框架,为大规模、系统化的外译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阶段,中国对外翻译实践实现了从分散化到制度化的重大转变,显著提升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效。然而,该时期的理论建构仍相对薄弱,主要以实践经验总结和政策导向性原则为主,尚未形成系统的学理框架。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对外翻译的重心由单向的政治表达逐步转向双向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大量文学典籍、文化遗产与思想资源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在国际出版体系与全球文化市场的可见度持续提升。与此同时,翻译对象日益多样,受众结构更加复杂,话语形态更趋丰富,跨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均显著增强,由此积累了更丰富的实践资源,为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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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新时代,全球传播格局加速演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同时,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场景与渠道,深刻重塑了对外翻译的生态,使其呈现出知识密集、平台多元、形式复合的突出特征。在此背景下,系统化构建对外翻译理论已具备现实土壤和时代契机。

对外翻译理论发展面临挑战

百余年来,中国对外翻译积累了丰富而多维的实践经验。然而,与庞大的实践体量相比,理论层面的系统总结与学理提升仍显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理论自主性不足,难以有效回应中国实践。本土翻译研究在理论建构上更多依赖西方框架,其概念基础与话语逻辑主要源于西方社会经验,难以回应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中国道路叙事以及中华文化外译的特殊性。与此同时,传统本土翻译理论虽影响深远,但更侧重语言艺术层面的审美与表达规范,尚未发展出系统的跨文化叙事能力,难以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二,跨学科支撑不够,难以满足新时代传播需求。对外翻译实践早已突破语言转换的狭义范畴,发展为涵盖政治学、传播学、叙事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工程。然而,当前翻译界研究的跨学科融合度不足,主要依赖语言学分析与文学阐释的传统路径,导致翻译理论在面对多平台、多语态、多场景并存的国际传播新生态时,解释力与适配力均存在局限,难以有效回应新时代跨文化传播的深层挑战。

第三,受众视角缺位,国际传播效能观照不足。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对外翻译相继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成果,虽具一定解释力与实践价值,但尚未与国际学界形成稳定的对话机制,国际回应有限,理论影响力难以有效外溢。在实践层面,对外翻译成果虽然在语言转换上较为准确,但仍延续中文思维模式、抽象化表达及本土叙事方式,与国际受众的认知习惯和阅读期待存在偏差,难以达到预期传播效果,当前对外翻译在受众需求研判、跨文化语篇重构与文化中介能力建设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

对外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正是这些现实挑战,要求我们在更高层面推进理论自觉与体系建构,使对外翻译摆脱零散经验的堆积,真正发展为具有系统性、解释力和可推广性的理论框架。立足中国国情、面向世界格局,中国特色对外翻译理论的构建需要在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效果导向的统领下推进,逐步形成自主性强、结构完善的中国特色对外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

其一,扎根中国本土经验,提炼原创概念和原创思想,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原创理论不是抽象名词的堆砌,而是来自对中国实践的深入总结。中国道路的叙事如何通过翻译实现国际可理解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如何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重新阐释,政治话语如何在译入语环境中生成有效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翻译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国际传播,这些紧扣时代语境的实践性命题,既为理论创新提供丰富资源,又是中国特色对外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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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突破传统学科边界,通过跨学科融合提升理论的解释力与适用性。在国际传播格局日益复杂、传播技术与媒介形态不断更新的背景下,仅依靠语言学与翻译学的知识框架,已难以充分回应现实需求。传播学的受众研究、媒介逻辑与叙事策略,国际关系学的国家形象与身份建构理论,以及文化研究中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心理,都是构建现代化翻译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知识资源。只有在更广阔的知识体系中实现跨界耦合与方法互补,才能推动中国特色对外翻译理论的体系化建构,使其成为能够解释与引领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

其三,提升理论的全球影响力,形成面向国际学界的常态化对话机制。中国特色对外翻译理论不仅要“立得住”,更要“走得出”,这需要推动理论成果的多语种翻译和国际传播,增强在国际知名期刊和重要学术会议上的学术发声,建设中外合作研究平台,推动与海外学界在概念、方法与议题层面的深入交流。只有不断提升本土理论的国际化表达能力,使之能与全球学术界进行有效互动,中国特色对外翻译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方能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站稳脚跟,形成影响力。

立足国情、理实合一,构建中国特色对外翻译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以中国经验为源头形成原创理论,以学理创新为核心构建理论体系,以跨文化实践为场景增强国际表达力。唯有真正做到立足国情、理实合一,中国特色对外翻译理论才能实现从经验型向体系型的跃升、从文本型向知识型的突破、从单向言说走向全球对话,为我国新时代国际传播事业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理论引领。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24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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