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秋，汉口一处寓所内，刘湘的亲信蒋尚朴拿着一封急信，等候刘从云发话。刘湘刚买来的武器和飞机途中被扣，正是焦头烂额之际。刘从云没有先谈如何索回物资，反而报出一串地名和人名：“让唐式遵守重庆，提防江津、永川诸部，桃子梗也要派兵。”蒋尚朴听得发愣，四川当时并无大战，他为何说得如此笃定？
答案并不在神鬼，而在消息。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四川军阀彼此争夺，刘湘起初只控制巴县、壁山一带，因而得了“巴壁虎”的绰号。他有扩张四川的野心，却缺少足够的兵力和稳固的盟友。刘湘很清楚，单靠几支部队硬打，难以在群雄之间脱颖而出。
他曾试图借助宗教笼络部下，甚至接触太虚法师，但事情没有形成实际效果。后来，刘湘把目光转向了川南的刘从云。这个人本名刘宗培，四川威远人，早年沉迷阴阳术数，曾在成都、重庆以相命谋生，随后建立自己的组织，吸收了不少军人、会党人物和地方士绅。
刘从云很懂得经营声望。他在馆中安排弟子侍立，自己居中端坐，刻意营造神秘气氛。相命收费也定得很高，来往者多是军阀和官员。时间一长，他接触到的已不只是求问吉凶的人，还包括各部队中的军官和地方要人。
这些人出于信奉、趋附或利益，往往会把军中动向透露给他。刘从云由此织出一张隐蔽的关系网。所谓“预知战事”，很多时候不过是把零散消息汇总，再换一种神秘说法传出去。
1928年，杨森、谢德堪、罗泽洲等部进攻重庆，刘湘已经提前调兵布防。川军联军很快受挫，刘湘趁势扩大地盘。这个结果让刘湘相信，刘从云不只是术士，更像是自己苦苦寻找的“诸葛亮”。
1929年，刘从云回到四川，刘湘亲自迎接。双方各有所图：刘湘需要情报和影响力，刘从云则想借军队扩大自己的势力。此后，他被称为“刘神仙”，并参与训练人员、整顿队伍。刘湘把这种结合视为强化军权的办法，刘从云也借此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刘从云真正厉害的地方，恰恰不是会不会“掐算”。四川各军阀之间消息流动频繁，他的门徒分散在多支部队中，能够提前传递军情。刘文辉与刘湘的矛盾加深时，他便凭借这些关系帮助刘湘争取盟友，使刘文辉陷入孤立。
1932年10月，刘湘与刘文辉的战争爆发。刘湘一方准备充分，又得到其他军阀支持，刘文辉失利。次年，邓锡侯与刘文辉交战，刘湘借机出兵，刘从云在其中充当了联络和推动者。几次胜利叠加起来，“神仙”的名声越来越响，刘湘也越来越依赖他。
但这种办法有一个致命限制：它只能对付同一套权力圈子里的对手。
1933年，红军在川陕一带发展壮大，刘湘决定自行出兵应对。蒋介石提出派嫡系部队入川，刘湘担心对方借机削弱自己的力量，便没有接受。刘从云也赞成依靠川军作战，甚至借“神意”安排将领和出兵日期。
问题在于，红军不是四川军阀。
红军内部没有刘从云可以利用的门徒，也没有愿意向他透露作战计划的军官。他过去依靠的情报网，在这场战争中几乎失去作用。更严重的是，刘湘和刘从云把地方军阀之间的经验，错误地套在红军身上，低估了对方的组织能力、作战意志和战场应变。
刘从云还曾以神秘仪式干预军事安排，在南充设置所谓行营，摆出统筹战事的姿态。刘湘身在成都，对这些做法听之任之。等到川军按照选定的日期发起进攻，战局很快失控，部队遭到重创，伤亡、被俘人数众多，武器和辎重也被缴获。
这一次，没有对手送来密报，也没有军阀因私人关系临阵改旗。战场只认指挥、训练和实力，“神仙”自然无法替代这些东西。
战败后，蒋介石追究责任，刘湘被迫辞去职务。失去靠山的刘从云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四川各方把失败归咎于他的装神弄鬼和错误指挥。此后，他逃离四川，昔日的声势迅速瓦解。
1946年，刘从云曾在上海重新开设相馆。1948年，他因公开议论选举结果引发警备部门注意，被迫离开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他潜回成都，1953年被捕并遣送原籍。1955年12月被判处死缓，1957年2月12日，刘从云在保外就医期间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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