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江西南昌城内,北伐军刚刚占领省城,军政机关尚未安顿,城外的孙传芳部已经开始调兵。就在这片兵荒马乱之中,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两名主事者,却消失在城中歌楼酒肆,几天不见踪影。

南昌并不是一座可以轻松守住的城。

北伐军攻入南昌前,守城兵力并不算多,城内又有工人、学生和部分地方武装呼应,战事很快结束。可省城易手,不等于江西战局已定。邓如琢退往樟树后,很快得到孙传芳的命令,限期反攻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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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情紧急,王柏龄和缪斌却把胜利当成了收官。

有人找到他们时,两人仍在寻欢作乐。部下急得直跺脚:“敌军已经逼近,请师长和党代表回司令部!”得到的答复,却只是让人再等等。这个“等等”,给了邓如琢重新组织兵力的机会,也让刚刚落入北伐军手中的南昌再次易主。

南昌失守后,守军纵火劫掠,城中多处起火。为阻挡攻城部队,守军甚至利用消防器械喷射煤油和硫磺,在城外制造火墙。商铺、民居接连被焚,火势延续数日,滕王阁也毁于这场兵燹。名楼的消失,并非单纯的建筑损毁,而是军阀混战对城市文脉的一次直接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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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后来重新夺回南昌,王柏龄和缪斌却都没有立即受到严惩。对外曾以“失踪”“阵亡”等说法遮掩,随后才撤去职务。这里面有战局需要,也有私人关系的作用。王柏龄与蒋介石相识多年,又是黄埔军校早期的重要人物;缪斌同样得到何应钦等人的信任,政治身份并不普通。

王柏龄出身江苏江都,早年就读陆军小学、保定军校,后赴日本学习军事,曾参加同盟会。黄埔军校创办后,他担任教授部主任,并率教导第二团参加东征。表面看,他履历漂亮,资格很老,身边也聚集了一批后来成为将领的学生。

但带兵打仗,靠的不是资历。

第一次东征攻打淡水时,王柏龄率部苦战攻城。淡水城被攻下后,他却放松戒备,陈炯明部趁机反扑,部队很快陷入混乱。蒋介石当众斥责他:“叫你当团长,不是叫你带一个连来见我。”这句话,实际上已经点出了王柏龄最大的短处:临阵处置和统率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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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事件之后,王柏龄被免去军职,却没有彻底退出权力圈。1927年,他仍被任命为长江要塞司令,后来又担任建设方面的职务,并保留上将名义。只是,真正需要他承担军事责任时,信任已经大打折扣。晚年他逐渐离开政界,皈依佛门,参与佛教事务。1942年8月26日,王柏龄在成都病逝,终年五十三岁。

与王柏龄相比,缪斌的结局更加剧烈。

缪斌出生于无锡,曾就读南洋公学,后进入黄埔系统。他的父亲是道院道士,因此无锡民间早有“小道士”的称呼。进入政界后,他先后担任军需、民政等职务,借权敛财、卖官鬻爵的传闻不断,家乡还流传着讥讽缪家豪宅和频繁做寿的顺口溜。

有意思的是,缪斌并非没有才学。他懂技术,也受过新式教育,早年确实有过报国的政治选择。可一旦权力、金钱和自保心态纠缠在一起,个人能力便转化成了投机工具。九一八事变后,他逐步靠近日本侵略势力,参与亲日宣传,后来进入汪伪政权,担任多个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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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辩解:“人在敌手之中,心里还是向着重庆。”这种说辞,在战局未明时或许能换来一些利用价值,却无法抹去公开任职、为敌办事的事实。抗战胜利后,缪斌一度凭借所谓“内线功劳”获得庇护,但军统掌握的材料和日本方面留下的档案,使他的处境迅速恶化。

1945年年底,缪斌在上海家中被捕,随后押往南京。审理过程中,他反复强调自己曾经提供情报,还提到儿子在抗战中牺牲,试图证明自己并非卖国之徒。可审判结论很明确:曾经做过秘密联络,并不能抵消长期担任伪职、服务侵略者的行为。

1946年1月,缪斌在南京被执行枪决。无锡的豪宅、上海和南京等地的财产,也随之被查没。一个曾经身居中将局长位置的人,一个被乡人称作“小道士”的人物,最终没有倒在战场上,却倒在了自己选择的立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