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冰城的娱乐行业十分贫乏，可供选择的娱乐项目很少。那时候的电影，给一代又一代人带来欢声和笑语。
那个年月，日子过得慢。白天各人忙各人的营生，到了晚上，街上便冷清下来，除了几家国营商店和挂着布帘子的饭馆，再没有多少灯火可看。家家户户的窗台上蹲着一台收音机，或者是一台攒了半辈子钱才抱回来的电视机，能收到的频道屈指可数。年轻人下了班，想找个去处散散心，翻来覆去也就是那么几样：到江沿儿溜达一圈，进公园里看场露天电影，再不济就攒下几角钱，去电影院门口站一站，闻一闻爆米花和烤地瓜混在一起的香气。那时候的电影，真真切切地给一代又一代人带来过欢声和笑语。
冰城果戈里大街有一家亚细亚电影院，售票处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窗口，旁边一排全是小摊子。有租小人书的，一本本摆放整齐，等着人来调换；这边有人卖瓜子，抓一把揣在兜里，嗑着十分惬意；那边有卖烤地瓜的，焦香的外皮裹着甜糯的瓜瓤，很远就能闻到香味。门口还有一位老太太推着冰糕车，汽水、雪糕都卖，夏天吃上一口，凉意能透到骨头里。
那个年代的电影院门口格外热闹，人来人往。买票的、等人的、看热闹的，把不大的门前挤得满满当当。散场的时候更不用说，人流呼啦一下子涌出来，在路灯底下散成一条条影子，拐进各条街巷，脚步带起的尘土里，还飘着没散尽的电影对白和嗑瓜子的脆响，久久才归于安静。
亚细亚电影院后面有一条南北贯通的狭窄胡同，顺着邮政街走进这条胡同，可以一直走到建设街。胡同两侧全是平房，一户挨着一户挤在一起，有些人家还带着小院，院里种着樱桃树、海棠树，开春开花的时候，粉白一片，很好看。夏天的傍晚，各家各户都在门口支起小桌吃饭，豆角炖土豆的香气混着煤烟味，在胡同里飘来荡去。到了冬天，屋檐下挂着一溜冰溜子，孩子们踩着积雪跑来跑去，把各家门口的雪地踩得溜光。这条胡同就像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外面的大街一天比一天热闹，这里却还是老样子，青砖灰瓦，柴门小院，一年又一年。
刘金山的家就在胡同中段。刘金山生于1961年，在这一片算是出了名的混子。他最大的特点是敢下手，性格憨直、认死理。他和张军关系十分要好，两个人性情相近，但他没有张军心思活络。张军只有焦元南在身边的时候才敢狠，刘金山不一样，随时都能发作，发起狠来打架不要命，下手没有顾忌。所以进出看守所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周边的人见到他俩大多会绕道走，没人愿意招惹。
其实说起来，刘金山并不是那种欺压良善的人。他讲义气，认死理，谁对他好，他能记一辈子；谁要骑到他头上，他也绝不忍气吞声。可年轻时火气旺，三句话不对付就抡拳头，一来二去，名声便传开了。街坊邻居提起他，又怕又敬，背后都说，这小子是条汉子，就是太莽。爹妈劝过他多少回，他嘴上应着，转身就忘了。在这条胡同里，他像一棵长歪了的树，枝枝杈杈都朝着外头伸，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再捅出什么娄子。
一九八四年，经人介绍，刘金山成了家，没过一年，女儿出生，他给孩子取名彤彤。成了家的刘金山收敛了一阵子，一心想着把一家人的光景撑起来。可谁也没想到，彤彤长到四五岁时，刘金山又因为伤害罪入狱。这次不是小纠纷，一判就是五年。他家原本条件就差，日子本就拮据，这下更是雪上加霜。他妻子不可能等他。她年纪轻轻，结婚没几年，才二十七八岁，正是好好过日子的时候，不会守着空屋子等一个服刑的男人。没过多久，两人办理离婚，他前妻跟着别的男人去南方谋生，把彤彤留在了刘金山父母家里。
彤彤由刘金山的父母照料。老两口没有正式工作，不像别的老人退休之后有养老金、劳保，能安稳度日。他们每天外出捡拾纸壳、塑料瓶和各类废品，靠着这个维持生计。日子只有一个字，穷，两个字，很穷，真的穷得叮当响。好在勉强能够糊口，能活下去，不至于挨饿。老两口早出晚归，弓着腰在垃圾箱旁边翻找，把能卖钱的物件归拢到一处，攒够一车，再拉到废品收购站去。彤彤跟在奶奶身边，小小的人儿，也知道帮大人搭把手，把散落的纸壳压平、捆好。日子虽然苦，孩子倒也一天天长大了。只是没了爹娘在身边，这孩子比同龄人少了许多话，眼神里总带着一点怯生生的东西，像一株在墙根底下独自长起来的苗，风雨都落在它身上，它却还是倔强地往上蹿。
时光一天天过去，五年转眼就到。刘金山刑满释放，手里只提着一个装着几件旧衣服的行李包，没有人来接他。妻子已经离开，父母年纪大、腿脚不便，其他亲戚也不愿意和刚出狱的他来往。他一路打听，慢慢走回家里。站在熟悉的小院门前，他愣了片刻，用力推开院门。
五年的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铁门一重一重地开合，高墙把四季都拦在了外头，他只能在放风的院子里看天，看那一片被切成方块的蓝，想外面的世界，想那个还不会走路的女儿，想老父亲弓着腰捡废品的背影。如今脚一落地，踏上冰城的街道，一切却都陌生了。街边的房子变了样，电线杆子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广告，只有这条胡同还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