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判决书,把福建建瓯的一场死亡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2026年2月26日凌晨,22岁的女孩齐某从27楼坠下,当天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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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楼之前,她给34岁的已婚男子陆某发了一条消息:“没事,明天记得给我收尸就行了。”

陆某回了一句:“你要干嘛。”

她回:“我要去死。”

这段对话,后来被写进了一审判决书。

近日,建瓯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陆某对齐某的死亡承担5%的赔偿责任,赔偿齐某父母各项损失85529.7元。

5%这个比例,比案件本身的任何细节都更容易引发争论。

事情的起点,在202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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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1991年出生的陆某34岁,与黄某系夫妻关系。

他在建瓯认识了22岁的齐某,两人随后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

2025年11月,黄某在建瓯市唐朝KTV门口,看见丈夫和齐某抱在一起。

她上前与齐某发生撕扯。

之后,她把齐某的照片发到了短视频平台。

当地公安机关曾就黄某的行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齐某父母的诉状里,还写了另一句话:女儿曾多次为陆某怀孕。

这句话在报道中反复出现,但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并未就此认定,目前仍是家属的陈述,而非法院确认的事实。

2026年2月23日,三个人又见了一次面。

那天,陆某与齐某相约在建瓯市商量分手事宜,黄某同时在场。

商量的结果是争吵。

但当天下午,陆某主动给齐某发去短信。

他在短信里说自己仍然爱慕她,不愿意分开。

齐某回了一个字:“好。”

三天之后,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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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凌晨,齐某给陆某发去一条信息:“我手机就放在27楼就是27层这边……你再给我发信息,都回不到了。”

陆某回:“少喝点,我在家不方便。”

齐某回:“没事,明天记得给我收尸就行了。”

陆某问:“你要干嘛。”

她答:“我要去死。”

凌晨、饮酒、27楼、反复说想死,这些信息陆某全部收到了。

他没有到现场,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任何人。

当天,齐某坠楼身亡。

事后,齐某父母把陆某和黄某一起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574886.8元。

一条指向黄某:公然侮辱、殴打、胁迫,与女儿的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

另一条指向陆某:作为男友,他属于“负有特殊救助义务的人”,明知对方要跳楼却不到场、不报警。

法院对黄某的这部分主张,没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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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写得很清楚:黄某的殴打和侮辱,分别发生在2025年11月、12月和2026年2月23日。

距离2月26日凌晨的坠亡,时间上不具有紧邻性,行为上也不具有连续性。

家属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黄某在2月23日之后还有新的刺激或加害行为。

换句话说,法院不认为“三天前吵过架”可以直接推出一场三天后的死亡。

对陆某,法院用的是另一套逻辑。

判决书先认定:陆某已成立家庭,仍与齐某保持男女朋友关系。

2月23日凌晨因分手发生争吵后,他当日下午又主动联系,表示不想分开。

法院对此的评价是四个字:违背公序良俗。

更关键的一句是“应有所认识”。

齐某在与陆某交往期间,曾多次割腕,也曾站上高楼。

陆某不是没管过,他自己去过,也托朋友去劝过。

这说明他清楚,齐某说出“要去死”时,是可能真的去做的。

他全都知道,却什么也没做。

法院据此认定:陆某未尽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

但过错只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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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同时写明,齐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选择负主要责任。

综合陆某的过错程度及其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法院酌情确定5%,折合85529.7元。

剩下的部分,法院留给了死者自己。

法院并没有把陆某的行为认定为“逼死”。

它认定的是不作为,是有能力救助而未救助。

在法律上,普通朋友之间并没有法定的救助义务,男女朋友关系也不天然产生这种义务。

陆某之所以要担责,是因为他的“先行行为”。

是他把一个已经有过轻生举动的人,重新拉回了这段关系里。

侵权责任里有一条规则:因先行行为使他人陷入危险,行为人便负有作为义务。

5%,就是法院在“他该负”与“她自负”之间切下的一刀。

这一刀切得准不准,网上有两种声音。

一种说太轻,一条人命只值八万五。

一种说这已经是进步,至少承认了“明知道也没救”要付出代价。

两种说法都不算错,因为它们讨论的其实是两件事:一个是道义,一个是法律。

道义上,陆某的行为很难看。

一个34岁的已婚男人,对一个22岁的女孩说“不愿分开”,然后在她发出“给我收尸”的消息后,回了句“少喝点”。

法律上,这份判决守住的是一条边界:谁的生命,谁负责;谁的先行行为,谁担责。

齐某22岁,陆某34岁,两人认识不到五个月。

一个家庭没有散,一个人没了。

判决书里没有写谁对谁错,只写了谁该赔多少。

只有那句“明天记得给我收尸”,大概会被反复读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