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前后,华中师范大学课堂里,戴建业站在讲台上,用带着湖北腔调的普通话讲古诗。他讲岑参,不急着解释格律和意象,反倒先说:“要是我新婚不久,肯定舍不得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打仗。”教室里笑声一片,诗中的离别也随之有了人的温度。
戴建业因此走进大众视野。严格说,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网红”,而是一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学者。1956年出生于湖北麻城的他,曾在西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求学,毕业后留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研究方向集中在唐宋文学和古典诗词。
他的课堂风格很特别。
有些教授讲诗,重在概念、出处和训诂;戴建业讲诗,则喜欢从普通人的经验入手。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时,他不把诗句讲成冷冰冰的知识点,而是让学生先设身处地想一想:远行在外,身边没有纸笔,遇到熟人时,最想托他带回家的是什么话?
这种讲法并不意味着学术要求降低。恰恰相反,只有熟悉文本、作者和时代背景,才敢把复杂内容说得通俗。戴建业的走红,靠的是长期积累后的表达能力,而不是一场偶然的表演。
成名之后,围绕他的争议也多了起来。有人认为,教授频繁参加讲座、出版著作、接受商业邀约,是把学问变成了赚钱工具;也有人觉得,凭劳动和专业知识获得报酬,本身并不构成问题。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一个学者能不能赚钱,而是收入是否透明,活动是否合规,表达是否仍然对得起自己的专业身份。
更复杂的部分,在他的家庭生活。
公开报道曾提到,戴建业的妻子长期患病,治疗给家庭带来沉重压力。对于普通家庭而言,重大疾病往往不是一张账单那么简单,还意味着陪护、交通、营养和长期照料。一个原本专心教学的老人,突然需要为药费和生活开支四处奔走,处境很难用“爱钱”两个字概括。
据相关讲述,妻子患病以后,戴建业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不善表达的他,开始频繁向妻子说“我爱你”,也会反复说“对不起”。这几句话并不华丽,却说明疾病让夫妻关系从日常琐碎,转入了与时间赛跑的状态。
“别人怎么说,我都要把家撑住。”这类话,或许比“文人风骨”更接近一个病人家属的真实处境。
传统观念里的文人,常被要求清贫、自守、不向物质低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苏轼一生多次困顿,沈从文初到北京时也曾陷入窘迫。可这些故事容易被后人加工成道德标尺,仿佛读书人一旦谈钱,便自动失去了品格。
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沈从文能够继续写作,离不开郁达夫的帮助;马克思完成《资本论》,也曾得到恩格斯在经济上的支持。精神生产从来不是悬浮在生活之上的东西,纸张、房租、食物和医疗,都需要现实的费用维持。把贫困本身包装成高尚,既不符合历史,也容易忽略普通人的难处。
戴建业的案例,恰好暴露出这种矛盾:社会一方面希望学者远离功利,另一方面又期待他们通过讲座、著作和传播获得收入;一方面赞美文人风骨,另一方面却很少讨论疾病给家庭带来的真实压力。
当然,妻子患病不能成为任何行为的免罪牌。若存在夸大病情、模糊收入或借名牟利,就应当接受质疑;若只是凭自己的学问授课、写作和演讲,便不能仅因收入增加而被扣上“失去风骨”的帽子。评价一位学者,既要看他的学术,也要看事实证据,不能只听几句传言。
遗憾的是,妻子后来离世,戴建业仍要面对生活留下的空缺。对一个年过六旬的人来说,失去伴侣不仅意味着情感上的打击,还意味着多年共同生活突然中断。那些曾经为治病奔波的讲座和写作,也就有了另一层解释。
文人可以清贫,却未必必须贫困;可以重名节,却不能拿家人的生存代价证明自己的清高。戴建业是否“疯狂捞金”,应当交给事实判断,而不是交给一句流行的标签。至少在妻子患病那段日子里,他首先面对的不是风骨命题,而是一个丈夫必须承担的家庭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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