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22日,浙江金华,李友邦和三十多名台籍抗日志士站在队旗下。人不多,装备也谈不上精良,队伍里还有六名少年。可当《台湾义勇队队歌》响起时,歌词里的“保卫祖国,解放台湾”,已经不只是口号,而是这群人共同承担的使命。
李友邦1906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县鹭洲。少年时期,他亲眼见到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处境,民族意识由此形成。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接受军事训练,也接触到国民革命的时代潮流。对他而言,投身军校并非单纯为了谋取功名,而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改变台湾的命运。
大革命失败后,李友邦没有离开这条路。他往返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继续从事反日活动。1932年,他因相关活动被捕入狱,直到1934年才获释。狱中经历没有使他退缩,反而让他更加清楚:台湾问题不能只靠岛内少数人的抗争,还需要把海峡两岸的力量连接起来。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友邦来到浙江。他发现,在大陆的台籍同胞并不少,有人参加救亡活动,有人从事医疗和宣传,也有人因为身份分散而难以形成合力。于是,他找到曾经的狱友骆耕漠,提出组织台湾同胞共同抗日的设想。
“台胞不能各自为战。”
骆耕漠很快表示支持,并将情况向党组织反映。随后,张一之被派来协助。几个人从联络人员开始做起,逐步召集散落在浙江、福建等地的台籍人士。1939年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成立,李友邦担任队长。
这支队伍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把战斗理解为单一的军事冲锋。由于人员和武器有限,台湾义勇队很少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却承担了宣传、情报、医疗和联络等多项任务。许多工作隐蔽而琐碎,却直接关系到抗战力量能否延续。
在浙闽一带,义勇队曾组织巡回宣传队,深入敌占区散发传单、搜集情报、动摇伪军士气。部分队员利用熟悉闽南语系方言的优势,接近当地民众,也有人通过伪装、联络等方式进入敌方外围。1943年1月至1944年10月间,义勇队获得情报一百七十八件,这些材料为抗战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们也参加过军事配合。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义勇队从金华转移到福建龙岩一带。此前,他们曾配合地方武装,对厦门等地实施袭扰。队伍规模不大,却能利用熟悉地形、语言和社会关系的条件,在敌后发挥作用。
医疗工作是台湾义勇队留下的另一处印记。队伍成立不久,李友邦便组织巡回医疗队,为抗日军民和普通百姓治病。转移到福建后,义勇队又建立台湾医院,派出医疗组前往乡村开展诊治和防疫。群众不熟悉他们的来历,却能听懂他们的乡音,因此常说:“台湾医生好。”
少年团同样受到重视。那些孩子一边学习语文、历史、自然科学和军事常识,一边参加街头讲演、绘画和文艺宣传。炮火环境下,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轻松。李友邦把他们视作未来建设台湾的骨干,这说明台湾义勇队考虑的并非一场战争,而是台湾光复后的社会重建。
1943年11月,《开罗宣言》发表,明确提出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应归还中国。义勇队员佩戴“复疆”臂章,正是对这一政治目标的公开表达。有人主张台湾长期受日本统治,或可实行所谓自治,李友邦对此坚决反对。在他看来,台湾的命运不能由殖民统治留下的隔阂来决定。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光复。9月3日,台湾义勇队副队长张士德赴台,在台北升起光复后的中国国旗。义勇队员陆续返回故乡,还曾组织治安服务队,协助维持秩序,保护民众财产。遗憾的是,这支在抗战中付出巨大代价的队伍,很快被宣布解散,许多成员的政治理想也因此受挫。
李友邦没有因此离开台湾事务。他联络岛内人士,试图推动社会整顿,反对贪腐和权力滥用。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岛内政治气氛骤然紧张。李友邦被列为审查对象,1951年遭到逮捕,1952年2月21日被杀害,年仅四十六岁。
他出身黄埔,本有机会走一条更稳妥的仕途,却把大半生投入抗日、复台和建设台湾的事业。金华那面队旗下的人并不显赫,留下的文字也不算多,但他们曾在民族危亡之际,把台湾同胞的抗争写进了中国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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