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秋,蜀汉军队从巫县推进到秭归,刘备、吴班、冯习与陆逊、李异、刘阿的兵锋,先后在峡江一带交错。此时的刘备并不急着决战,他真正握在手里的,是一场谈判中足以让孙权让步的主动权。
孙权很清楚局势有多危险。关羽败亡后,荆州落入东吴之手,刘备又以替关羽报仇为名出兵。吴军虽然占据地利,却要面对蜀军沿江推进,以及武陵五溪蛮夷可能提供的兵力支持。
这时候,孙权曾派人向刘备求和。刘备没有答应。
拒绝并不奇怪。吴班、冯习在巫县一带击败吴军,蜀军随后进至秭归,战场上的第一轮交锋明显偏向刘备。对刘备而言,若此时停手,等于把最有价值的谈判筹码主动放下。
但问题也在这里。优势不等于胜势,局部获胜更不等于能够攻下江陵、突破夷道,进而摧毁东吴的统治根基。刘备若肯把“灭吴”改成“议和”,至少能从孙权那里换来三样实在利益。
最直接的一项,是索回叛将和凶手。
南郡太守糜芳、公安将军傅士仁在关羽败亡过程中倒向东吴,他们掌握城防和军需,影响极大。没有他们开城投降,关羽未必会如此迅速地陷入绝境。刘备若提出交还二人,孙权很难完全拒绝,因为这既是安抚蜀汉,也是向吴军将士解释责任的办法。
张达、范强杀害张飞后逃往东吴,孙权后来确实将二人送还刘备。若谈判提前发生,刘备很可能把这件事写进和约,而不是等到战事变化后再处理。对蜀汉来说,这不仅关乎报仇,还关系到军队的威信。
郝普、潘濬等人也可能被列入交涉范围。郝普曾在吕蒙袭取荆南时被俘,后来因双方讲和回到刘备一方;潘濬则在荆州失陷后拒绝主动归附孙权。这样的人未必会被处死,但刘备一定希望把他们重新纳入自己的政治体系。
第二项利益,是重新分配荆州。
建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215年,孙权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后来曹操进取汉中,刘备与孙权暂时讲和,双方约定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归刘备。
这份安排本来就是战争压力下的妥协,并非刘备心甘情愿接受的结果。如今蜀军进入秭归,又得到部分地方势力响应,刘备自然会要求重新讨论边界。南郡是荆州核心,江夏、长沙、桂阳则牵涉长江中游的粮道和兵源,任何一处回到蜀汉手中,都会改变双方的防御格局。
不过,刘备未必能够一次收回全部失地。孙权若把江陵、公安等要地全部交出,东吴在长江上游的屏障就会被撕开,谈判也失去基础。更现实的结果,或许是归还部分城池,承认蜀汉在武陵、零陵一带的旧有权益,并以湘水重新划定防线。
有意思的是,这种安排对双方都有好处。刘备可以对蜀汉内部交代,孙权也能保住江东与荆南的大部分地盘。战争没有继续扩大,双方都获得喘息机会。
第三项利益,是让东吴承担军需补偿。
蜀军从益州出发,沿江东进,数万兵马消耗的粮食、军械、船只和牲畜都不是小数目。刘备若接受议和,不可能只拿几座空城和一纸承诺就收兵。粮秣、布帛、战马,甚至沿江转运所需的船只,都可能成为谈判条件。
这类要求未必会被明文称作赔偿,但实际作用相同。孙权可以把它解释成犒军、互市或边境补给,刘备则能借此弥补远征损耗。对蜀汉而言,益州刚刚稳定不久,军费压力很大,能从东吴取得一批现成物资,远比继续深入吴境更划算。
此外,刘备还可能要求双方互换人质、恢复使节往来,并约定东吴不得继续向蜀汉旧部招降。这样的条款不如土地醒目,却能限制孙权继续蚕食荆州,也能给蜀汉争取整顿军队的时间。
孙权会不会答应?关键要看曹魏的态度。曹丕并没有真正派兵援助东吴,只是接受孙权称臣,并给予礼仪上的封赏。孙权得到的是名分,不是援军。等到刘备在夷陵战败,魏军才从洞口、濡须、南郡等方向发动进攻,试图趁火打劫。
因此,在夷陵决战前,孙权最担心的并非单独面对刘备,而是蜀汉与曹魏形成夹击。刘备若抓住这个时机谈判,孙权的让步空间确实会比战后更大。
可刘备当时想要的,不只是几座城池、几批军需和几个罪人。他要的是彻底解决荆州问题,甚至打掉孙权的根基。正因为目标定得太高,原本可以兑现的三项利益,最终都变成了战场上的风险。等陆逊在夷道设营、诱使蜀军深入,谈判桌上的主动权便很快转到了东吴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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