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的人口都在14亿左右,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但两国的粮食产量差距相当悬殊,印度的粮食总产量甚至不到中国的一半。
按常理推断,产量更低的一方更需要从国际市场买粮,现实却恰好相反:印度连年大量出口粮食,中国则每年从海外大规模进口。同样要养活14亿人,为什么印度能向全世界卖粮,中国却要在国际市场上采购?
只有把产量、消费、结构和发展阶段放在一起看,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才能讲清楚。
2022年,印度粮食产量约为3.24亿吨。
仅大米一项,出口量就达到2226万吨,超过了排在其后的泰国、越南、巴基斯坦和美国四个大米出口国的出口总和。从出口规模看,印度是全球大米市场上分量最重的供应方,国际米价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印度出口政策左右。
在印度国内,不少人习惯拿这一点与中国比较,认为中印同为人口大国,中国至今每年仍需大量进口粮食,而印度早已实现粮食出口,并且出口排名位居世界前列。
印度官方统计的“粮食”主要包括大米、小麦、粗粮和豆类,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粮食产量则涵盖谷物、豆类和薯类,薯类按一定比例折算计入。
出口规模之外,印度国内的粮食状况是另一番景象。在2022年的全球饥饿指数排行中,印度在121个国家里得分29.1,排名第107位,被归入饥饿程度严重的一档。
此后几年的排名虽有小幅变动,但始终处于靠后位置。按照通行的估算方式,印度人均粮食占有量约为222公斤,低于常被引用的人均400公斤参照值。
而印度政府自身也在用大规模救济应对这一问题。
根据印度政府公布的信息,“总理穷人福利粮食计划”覆盖约8亿人口,向符合条件的民众免费发放口粮,该计划在2024年初又被延长五年。
一个需要为大约八亿人提供免费口粮的国家,同时又是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这两种情况并存,正是理解印度粮食问题的关键所在。
印度是传统农业大国,长期以来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口依靠农业为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相比之下,印度的工业体系和科技基础较为薄弱,制造业出口能力有限。
要发展经济,就必须从国外引进设备、技术和能源,而购买这些都需要大量外汇。在其他商品出口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粮食便成为印度换取外汇的重要手段。
印度的做法与多数粮食出口国存在明显差别。许多国家出口的是满足国内需求之后剩余的粮食,印度则在国内消费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维持出口,相当于压缩国内消费,把一部分本可由民众消费的口粮计入了出口量。
在一些粮食大面积减产的年份,印度依然保持着较大规模的粮食出口。
而且印度的出口政策也并非一成不变,国内供需一旦吃紧,政府就会紧急收缩出口。
2022年5月,印度因高温导致小麦减产,宣布限制小麦出口;2023年7月,又禁止非巴斯马蒂白米出口,引发国际米价明显上涨。直到2024年下半年国内库存回升,相关限制才逐步放宽。
这一收一放说明,印度的粮食出口与国内供应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出口规模并不代表国内粮食真正宽裕。
其次是印度农民的生产结构。
印度农业人口规模庞大,但土地分布高度分散。根据印度农业普查数据,小农和边缘农户占全部农业经营户的八成以上,还有大量农村人口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租种土地或给他人打工。
对这部分人来说,土地不是自己的,收获的粮食要先用于交租或出售,自家吃的粮食反而要另外去买。种粮的人未必吃得饱,粮食从田间流向市场乃至海外,国内底层民众的消费能力却跟不上,这在客观上为出口腾出了空间。
最后是优越的农业自然条件。印度是南亚面积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约298万平方公里,其中按FAO可耕地统计口径,印度可耕地约为1.54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一半,略高于美国的约1.52亿公顷,位居世界前列。
按FAO可耕地口径,中国约为1.08亿公顷,人均耕地明显少于世界平均水平。
印度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左右,光照充足,十分适合农作物生长,许多地区的水稻可以一年三熟。
不过,印度农业的单产水平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水利设施和机械化程度也相对不足,这使得它的产量与自然条件并不完全相称。
中国的耕地面积不如印度,但粮食产量远高于印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86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83.5公斤,超过一些分析中采用的400公斤参照值。
此后产量继续攀升,202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7亿吨,达到7.065亿吨。
但我国每年仍要花费数百亿美元进口粮食,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原因不在于总量不足,而在于品种结构。
从各项情况看,我国稻谷、小麦等口粮的供给早已实现自给自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长期得到保障。真正存在缺口的,是大豆以及部分年份的玉米等饲料和油料作物。
2022年,我国粮食进口总量约为1.47亿吨,品种包括大豆、玉米、小麦、大麦、高粱、大米等。具体来看,大豆进口量为9108万吨,玉米进口量为2062万吨,小麦进口量为996万吨,大米进口量为619万吨。
大豆一项就占到进口总量的六成以上,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大豆进口量进一步超过1亿吨。
进口大豆主要用作食用油的原料,榨油后剩下的豆粕则用作饲料,用于饲养猪、牛、羊、禽等,支撑着规模庞大的畜牧业。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食用油、肉蛋奶的消费持续增长,饲料用粮需求随之扩大。如果完全依靠国内种植来满足这部分大豆需求,需要占用数亿亩耕地,必然挤占口粮的种植空间。
因此,大豆进口量大,折射的是膳食结构升级带来的需求,而不是口粮不够吃。
至于进口的小麦和大米,也以强筋、弱筋专用小麦和泰国香米等品种为主。
特定面食和烘焙食品需要专用小麦,一部分消费者偏好泰国香米的口感,进口这些品种是为了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让人们不仅吃得饱,还能吃得好。
国内生产的粮食,则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国家储备体系。中央和地方分级储备、政策性收储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确保在自然灾害或国际市场剧烈波动时,国内供应和价格能够保持稳定。
把两国情况放在一起比较,差异就十分清楚了。
印度出口粮食,是在人均占有量只有约222公斤、国内饥饿问题突出、需要依靠大规模免费口粮计划维持底层民众温饱的情况下,为了换取外汇而作出的选择,出口的部分实际上包含了本应留给民众的口粮。
中国进口粮食,则是在口粮自给、人均占有量超过480公斤的基础上,为了弥补大豆等品种的结构性短缺,满足食用油、肉类和多样化饮食的需求。
一个是在国内尚未普遍吃饱的情况下维持出口,一个是在吃饱之后为了吃好而进口。
两国粮食进出口数据之所以与产量看上去不相称,根源在于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印度的出口折射了外汇压力和国内消费能力不足,中国的进口则呈现了居民消费升级和农业资源的统筹配置。
简单地用“出口多就是粮食富余、进口多就是粮食短缺”来判断,显然无法解释这两个人口大国的真实处境。
对中国来说,国际市场的价格和供应始终存在不确定性,近几年主要出口国频繁调整出口政策就是例证。
正因如此,坚守耕地红线、稳定口粮自给、保持充足的粮食储备,才是粮食安全最可靠的根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只有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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