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清代科举相关的影视剧,总觉得县试就是考官坐那发卷子收卷判分走固定流程,一点水分都没有。实际真的去扒史料你会发现,手握县试全权的知县,操作起来的自由度远超普通人想象。从顺清代早期,童生考试是对应各地学额比例,确定后续参加府试和院试的人数。顺治九年就定了死规矩,参加院试的人数必须参照入学定例名额,县试录送府试的人数是入学名额的两倍,府试录送院试的人数是入学名额的一倍。
直到乾隆两朝快百年的制度反复横跳,也拿大县25个入学名额来算,最后能去院试的只有25个人,门槛卡得死高,直接把不少底层想走科举路的人拦在了外面,愿意读书赶考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私塾招不到生源的情况,朝廷后来也发现这套规则玩不转了。
侧面把县试里藏的各种门道摆到了台面
。康熙三十九年直接松绑,定下来州县府选拔童生不用卡人数上限,真要是答卷子写得完全不通顺的,回头学政核实之后直接参劾相关负责人就行。这本是想放开门槛攒读书人基数,没想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地知县直接躺平,差不多沾边的考生都往府试送。
去府考的人直接爆了棚,阅卷官每天看得眼睛都快瞎了,工作量翻了好几倍。乾隆八年朝廷又琢磨着把报送名额收回来,这次议定新的限额标准,文童入学名额一个,府试就收五十个考生,武童入学名额一个,府试收二十个。
这条新规完全没提县试往府试送人的名额限制,相当于把最灵活的口子留给了知县。当时朝堂上还有人提议连县试的名额也一起卡死,马上就有一帮大臣站出来反对,说真要是硬卡1比50的选送比例,西北那些考生少的县,所有参加县试的人都能去府试,东南文风盛的地方,一百个考生里也挑不出几个。
好多没考过府试的童生,平时都在乡村当教书先生,要是县试卡太严,连去府试露脸的机会都不给,以后谁家敢请他们当老师,乡村私塾直接就得瘫一半。乾隆琢磨了半天觉得这话没毛病,直接拍板彻底取消按学额录送府试院试的制度。
之后朝堂上为县试报送名额的事吵过好多次,也没再出过限额的规定。但不限人数的新规则很快就搞出了新的幺蛾子,各种乱象接二连三冒了出来。
第一个乱象就是滥送考生,有的县学官为了刷自己的业绩,显得本地文风盛考生多,还有的小县本来应试的就没几个人,干脆来者不拒全部推去府试。最后府试考场里啥卷子都有,写两句就跑题的,全篇凑不够规定字数的,还有直接在卷上乱写乱画的,给阅卷官整得头大,工作量直接拉满。
第二个乱象更离谱,有的童生为了钻空子,在好几个州县冒名报考,还提前写好好几份八股范文,造一堆假名字,等到院试开考的时候直接把提前写好的文章卖给没准备的考生,搞起了科举作弊的灰色产业链。
县试全由知县兜底管,排名次的时候根本不是光看卷子打分就行,得掂量好多因素。考生写的诗文章法水平肯定是硬指标,考生的年龄,之前历次县考的排名也得参考进去。为了保证排在最前面的几个人真的能扛得住后续各级考试的检验,知县还会安排好多轮考试筛人,根本不是考一场就完事。
选县试第一名也就是案首的时候,门道就更多了,除了看文章写得好不好,平时人品口碑咋样,还得掂量考生家里在本地的影响力。把排名往前提,在知县眼里就是给本地乡绅百姓递人情的操作,有的考生卷面成绩根本排不进前二十,知县直接大手一挥就给塞进前二十名里。
县试前二十名相当于知县赏出去的福利和赏识,这些人考完之后去府试前后都得专门去拜谒知县,要是敢不去,直接就被扣上不懂规矩的帽子,以后想在本地考试都得被穿小鞋。还有不少年纪特别大的老童生,考了几十年连县试都没走出去,知县也会特意照顾把他们放进前二十,算是给苦熬一辈子的老人一点安慰奖。
县里还要给府里和学政那边凑棚规,也就是整个考试过程里的各项杂项费用。按规矩县试第一场是所有考生必须参加,后面几场想去就去不想去也没人拦着。但要是考生都只考第一场,收上来的考卷费连交给上级的棚规都凑不齐,知县哪能吃这个亏,直接就搞起了强制操作。
知县直接下令所有考生至少得参加三场考试,不考后面几场的,直接取消推选去府试的资格,这样一来收上来的卷费直接翻了好几倍,凑棚规绰绰有余,甚至还有富余。后期操作空间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明码标价花钱买县试案首的骚操作,知县靠这个赚得盆满钵满。
知县对自己选出来去考院试的考生也特别上心,当时广东平远县总共就五个考生去考院试,学政看完卷子觉得本县的县案首写得文理不通,直接打算不予录取。知县专门跑去找学政求情,说这个考生是回人,文化基础弱一点文理不通很正常,学政得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个特例把人录了。
最后学政真的就答应了知县的请求,把那个考生给录取了。毕竟各地官场都有默认的潜规则,知县选出来的前列考生,府试排前十的考生,学政一般都会尽量给名额录取,真要是把这些人都给刷下去,相当于直接打了知县和知府的脸,等于明说底下两级的考试全是瞎搞,谁也不想落个这样的坏名声。
参考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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