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南京火车站，孙静云见到从汪伪政权机关走出来的丈夫李时雨，几乎不敢相认。眼前的人衣着体面，身居要职，身边还有人前后簇拥。可在她看来，这种显赫并不轻松，因为丈夫每升一步，暴露的风险便多一层。
李时雨出生于1908年，黑龙江巴彦人，原名李亭芳。少年读书时，他十分喜欢《水浒传》，好友孔繁文便借宋江“及时雨”的绰号，为他改名“时雨”。这个名字后来伴随他穿过东北沦陷、华北敌占和上海风云。
他的求学路并不顺利。家境贫寒，继祖父去世后，家里一度不愿继续供他读书。靠乡里开明人士出面说情，他才得以升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和同学参加声援活动，学校受到冲击。辗转天津、北平求学期间，他接触到进步思想，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2年，李时雨奉组织安排回到家乡，参与联络抗日力量，和王家善、孔庆尧等人组织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队伍后来发生变化，他遵照指示返回北平完成学业。1933年，他参加护送李大钊灵柩安葬的活动，这段经历也被敌方日后翻查出来。
1934年，李时雨进入东北军系统工作。凭借法律专业和出众的交际能力，他接近张学良公馆及东北军有关人员，承担了解军情、宣传抗日思想等任务。西安事变后，组织决定让他留在天津，以法院工作人员身份继续潜伏。身份越普通，行动越容易展开；职位越接近权力核心，能接触的机密也越多。
1939年，天津地下党交给他两项任务：转运电台器材，营救被捕的冯骥。李时雨没有采用风险很高的伪装办法，而是利用伪法院书记官长的身份，办理通行手续，借用公车，将器材分批运出。
营救冯骥更为棘手。李时雨调阅案卷，把关键材料销毁，又借日军轰炸天津的事实掩饰卷宗失踪。随后，他制造手续混乱，暗中把冯骥调出监牢。整个过程没有枪声，却比枪战更考验胆量和判断。
1940年，汪精卫政权大肆招揽各类人员。李时雨被选为伪国民党第六届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天津市党部执委会常委。陈公博赴上海任职后，他也被调往上海，先后担任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等职务，逐渐进入伪政权的核心圈层。
职位升得太快，连李时雨自己都感到不安。他把疑虑告诉妻子：“组织上对我今后有什么打算？”孙静云随后向地下党负责人何松亭汇报。何松亭又将情况转报中共中央北方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得到的回复很明确：“让他大胆往上爬，能打入哪个部门，就打入哪个部门。”
这句话的分量，李时雨明白。潜伏不是为了个人前程，而是要把敌人的机构变成情报来源。进入汪伪政权后，他接触到大量文件和内部消息。1942年汪伪政权成立清乡委员会，对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加强封锁和搜捕，李时雨便通过职务便利，提前掌握行动计划。
情报写好后，他交给孙静云。夫妻二人长期聚少离多，却始终配合默契。有时，情报被藏进挖空的肥皂，再经交通线转送出去。陈毅收到有关情报后曾感慨，这些消息至少相当于给部队增加了一个师的帮助。到1945年前后，李时雨夫妇又参与策动上海军警武装起义，为抗战胜利后的城市接管准备条件。
抗战胜利后，李时雨被余祥琴吸收进军统系统，继续以伪政权旧官员身份潜伏。由于伪造的履历十分周密，连戴笠也没有立即察觉。一次宴会上，戴笠还主动招呼他举杯。李时雨顺势应酬，没有露出破绽，后来担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授少将军衔。
危险最终来自内部倾轧。戴笠去世后，军统派系斗争加剧，有人翻查李时雨早年的经历，发现他曾因共产党嫌疑被捕，便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1947年左右，他在上海被捕，关押于南市军统看守所，遭受压杠子、灌凉水等刑讯。
李时雨知道，对方缺少能够定罪的实证，于是故意在审讯中据理争辩，拒绝在笔录上签字。敌人还安排人员冒充被捕人员试探，他始终没有上当。后来，他被转押到提篮桥监狱，并以汉奸罪被判处七年六个月。
1949年1月，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推动和谈，国民党当局释放部分政治犯。2月，李时雨从提篮桥监狱获释。出狱后，他没有立即离开上海，而是重新联系组织，继续协助统战和策反工作。随着上海局势恶化，组织才安排他经香港转赴北平。
抵达北平后，刘少奇专门会见了这位老地下工作者。两人谈起战争年代的情报往来，刘少奇称赞他：“你一个人，能顶三个师。”这不是夸张的修辞，而是对多年隐蔽战线工作的直接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社会部情报系统、军委联络部门工作，晚年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87年，他将一万元积蓄捐给家乡巴彦，用于奖励考入大学的优秀学生。当地后来设立“李时雨奖学金”，他的名字也由此留在故乡教育事业的记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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