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生精于制衡，陈诚的土木系就是用来牵制何应钦的棋子。黄埔教官出身的钱大钧站在何应钦一边，蒋介石心里不可能没有想法。
1938年2月，钱大钧接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专门指挥对日作战。
钱大钧这个位置是宋美龄支持的，看起来风光。
但仅仅一年后，军统局局长贺耀组和副局长戴笠联名向蒋介石密报：航委会各级主管在宋子文批准下，领取了500至5000元不等的特别费。
戴笠在报告中直指，这笔特别费是钱大钧在经理处处长屠宗根建议下，决定不向蒋介石请示，直接送交宋子文批复的。
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戴笠和钱大钧之间的矛盾一直就在，而且愈演愈烈。此时戴笠抓住了钱大钧的小辫子，自然是趁你病要你命，直接打到底。
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勃然大怒，在公开场合多次痛责钱大钧“贪财如命，欺上舞弊”。
5月20日至24日，重庆连开五天空军业务会议，原定的业务报告变成了对航委会高级干部的批评大会。
5月24日，钱大钧被正式移送军法执行总监部拘留审讯。
蒋介石亲自指示何成濬定罪原则：依照党员贪污500元以上之刑度处治。
最终，钱大钧成为抗战期间唯一因贪污罪名遭到实际惩处的陆军现役上将。
这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那就是这笔特别费并非只涉及到钱大钧一人，宋子文也牵扯在其中。但是追究到最后，宋子文没事，反而是钱大钧受到了处理。
这里面除了蒋介石对钱大钧之不满由来已久，更重要一层因素在于钱大钧是国军军人身份，在抗战艰难之际，钱大钧贪污所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所以老蒋无论如何必须从重处理。
当然了，钱大钧毕竟是黄埔教官，在整个国民党军政体系中人脉颇丰。虽然在重庆受到了处理，但毕竟很快就翻过身来。
在抗战胜利之际，钱大钧重新出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然而这个位置让钱大钧更一次张开了血盆大口。此时各地正在接收日伪资产，这是一个油水相当大的差事，很多国民党官僚趁机大发国难财。
而在此时，钱大钧也不例外。
可能此时的钱大钧反而更加放开了，反正你老蒋也不是不知道我钱某人什么脾性，既然你敢用我在这里，那我更加肆无忌惮了。
果然，不多久之后，钱大钧的死对头戴笠再次瞄准了钱大钧之所为。
戴笠瞄准钱大钧，并不是因为戴雨农有多么正义，厌恶贪污。相反，戴笠本身自身的问题也不少，只是他和钱大钧是政敌，只要能攻击钱大钧的把柄，他戴笠全部收入手中。
不过有一说一，钱大钧虽然贪财，但是在任上还是做了一些建设的，这一点确实要分开来看。
随着国民党整体败退台湾，钱大钧最终也跟随蒋介石漂洋过海而去。他去往台湾之后，估计最著名的一件事便是审理孙立人案。
钱大钧亲自审问孙立人，问他为何谋反，而孙立人便对其诉说道，你是我的老长官了，我为人如何你还不清楚吗？
钱大钧颇为感慨，于是也极为难得的为孙立人说情。
孙立人最后能够被监禁而没被处死，这里面怕是也有几分钱大钧说情的因素。
这并不是说钱大钧说话多么管用，只是钱大钧的说项让当局认识到，贸然处死孙立人，很明显是不合适的。
比起当年那些手握重兵之人，钱大钧无疑是结局要好上不少的。强如陈诚，积劳成疾，最终早早离世；孙立人昙花一现，被囚禁 30 多年；钱大钧一直活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也堪称一代传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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