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整理本“十三经注疏”，今天开始发货！|十三经注疏|发货|朱熹|毛诗|经学

今天，此前开启预售的新整理本“十三经注疏”开始发货。

这套从《儒藏》精华编汇编而成、全套精装五十册的典籍，即将陆续抵达读者案头。借此机会，小北也想从“十三经”这个熟悉的名称出发，和大家一起回望这套经典的形成历程。

新整理本“十三经注疏”全套实拍。

从“六艺”“五经”到“九经”，再到“十三经”，儒家经典的面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哪些书被奉为经典，采用哪一家的注解，又如何进入科举？这些看似专门的学术问题，曾与历代士人的求学、仕进以及国家政治紧密相连。经目的每一次调整，都牵动着学术传承，也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思想风尚。

今天，小北分享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教授在《从六艺到十三经——以经目演变为中心》中的梳理。程老师以经目制度的演变为线索，将两汉至清末的历史划分为初盛、中衰、平稳、复兴与分化五个阶段，考察经典、注解与选官制度之间的联系。

循着这一脉络，我们可以看到，汇聚于《十三经注疏》中的经典与注解，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争论、选择与传承，最终形成我们熟悉的面貌。这也为我们翻开这套书，提供了一个理解其学术价值与历史分量的入口。

新整理本“十三经注疏”全套实拍。

两汉：经学如何进入选官制度

第一个阶段是两汉时期，这是经目制度的初盛期。

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正式拉开了经学史的序幕，同时也宣告了经目制度的开启。不过，此时的“经目”制度尚处于比较模糊的阶段：一方面，经目仅规定到《诗》《书》《礼》《易》《春秋》这一层面，至于各经所治师法为何，则并无规定；另一方面，此时的经目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也比较模糊，五经博士仅以其所掌治经备咨询，“经目”无论是对于国家政治、还是对社会经学风尚的影响力都非常有限。

汉武帝后世画像。五经博士的设置，使儒家经典的传习有了官方制度的依托。

武帝元朔五年，在公孙弘的奏谏下，博士弟子员制度开始建立起来，博士弟子成为一条重要的选官途径，而博士也成为拥有课试权、选官权的教育官，这极大地提升了“经学”的社会影响力。同时，汉初儒家各经的传习原本就有师学之分，如《诗》分齐、鲁、韩等数家，《春秋》则分公羊、穀梁、左氏数家，各家传习经本各异，经传说解更是差异极大，而汉人又素重师法，各家师学分野清晰，绝不相杂。这样一来，既然博士弟子的课试成为选官的重要途径，则基于课试制度的公平性，诸经师法显然难以合置一博士，以师法为基础的博士制度由此应运而生。

宣帝黄龙元年十二博士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以师法为基础的博士制度正式确立，同时也标志着以师法配专经的新型经目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两汉经目制度虽屡经变易，但其整体上保持稳定，官定经目依托博士弟子课试选官制度的保障，不仅引导着整个社会经学风尚的变易，同时对于汉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建立以及各种政策的制定，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从师学上来说，两汉经目的基础是所谓的今文经学，即施、孟、梁丘、京氏《易》，欧阳、大、小夏侯《书》、齐、鲁、韩《诗》、后氏、大、小戴《礼》以及公羊、穀梁《春秋》，左氏《春秋》、《周礼》等古文经学虽然曾短暂获置博士，但整体而言影响有限。

总之，以今文学为主体的两汉经目，在整个汉代的经学传习中居于引导性的地位，对汉代政治和汉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东汉熹平石经拓片，原刻年代为175—183年。将经文刻石，是官方确立经典文本的一种方式。

魏晋至隋：官学之外众说并兴

第二个阶段是魏晋至隋，这是经目制度的中衰期。

东汉中后期以来，官方经学的程式化和谶纬化使得其逐渐失去生命力，官定经目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东汉末年，郑学融合今古学自成一家，其学迅速传习于中原一带，“郑学兴而汉学衰”，整个社会的经学风尚发生了变化。

敦煌出土的唐代《论语》郑玄注写本。后世写本保存了汉代经注传习的痕迹。

与此同时，自东汉中期以来，世家豪族的势力逐渐兴起，以乡举里选为基础的察举制在国家选官制度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官定经目依托的博士弟子课试制度却随着课试制度的逐渐严格以及选官率的下降而有所萎缩，经目制度的影响力随之受到冲击。

曹魏政权建立以后，在陈群的奏谏下，国家施行九品官人制，这进一步冲淡了官定经目与国家政治之间的联系。虽然当时“贡士以经学为先”，但官定经目作为社会经学风尚之引领者的地位却受到了冲击，家学与私学方构成此期经学的基础。

在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经目制度所呈现出的基本特点是变动性和多元性。所谓变动性，是指由于朝代更迭的频繁，加之国家南北各地的长期分裂，经目制度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而所谓多元性，则是与汉代经目的主体均为今文经学相比，此期经目内部始终包含两种乃至多种经学风尚。在汉魏之际，主要表现为汉代今学、古学与郑学的分歧；到魏晋及北朝，则主要体现为郑玄之学与王肃之学的分歧；而在南朝，又主要体现为传统儒学与玄学之间的分歧。与汉代官定经目内部各家师法之间的争辩相比，后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经解说传这一相对具体、零散的层面上，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经目内部的郑王学、儒玄学之争则超越各个具体的经典，更具有学派相争的色彩。

从师学上来说，这一时期先后进入经目的师学有：属于汉代今学系统的颜安乐《公羊春秋》、何休《公羊春秋》、尹更始《穀梁春秋》、糜信《穀梁春秋》、范宁《穀梁春秋》；属于汉代古学系统的贾逵《尚书》《春秋》、马融《尚书》《周礼》、服氏《春秋》、杜氏《春秋》；属于郑学系统的郑氏《易》、郑氏《书》、郑氏《毛诗》、郑氏三《礼》、郑氏《论语》、郑氏《孝经》；属于王学系统的王朗《易》、王肃《易》、王氏《书》、王氏《毛诗》、王氏三《礼》、王氏《春秋》；属于玄学的王弼《易》、何晏《论语集解》，以及属于新出之学的孔氏《古文尚书》、《古文孝经孔传》，其学派之分散，为前后各时代所不及。

新整理本《周易注》实拍。同一部经典，曾由不同经师作出各具面貌的解释。

从经目制度的角度而言，这种经目内部整合性的缺失，实是经目制度在国家政治中权威性欠缺的体现；但从经学史发展的角度来说，这种多元化的经目却又有利于经学内部各种思潮的激荡，魏晋时期极为发达的《礼》学和《易》学，正是在各家经师反复论辩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和细化的，而这种论辩的风气，也促成了经义疏学的充分发展，并为此后经学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礼注疏》书影，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宋绍熙间刊、元明递修本。经与注、疏相伴流传，也积累着不同时代的解释。

初唐至北宋仁宗：

九经定制与诸家学说的消长

第三个阶段是初唐至北宋仁宗时期，这是经目制度的平稳期。

李唐王朝建立之后，朝廷施行科举选官制度，而其课试的基本科目，便是所谓的“九经”。“九经”本身是魏晋南北朝经目制度演变的结果：早在西晋时期，三《礼》、三《传》便分化成由不同的博士分治的不同经目，此后，虽然《仪礼》在东晋时期曾遭废置，但刘宋国子学确立的“十经”，除去合为一经的《论语》《孝经》以外，便是唐代所谓的“九经”。不过，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目制度相比，唐代至北宋仁宗时期的经目制度却有着鲜明的不同点：

新整理本《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实拍。三传分治、各立经目，是“九经”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变化。

首先，是经目的单一化。（……）在初唐时期，还曾有士人主张并置王弼《易》和子夏《易传》，但既然诸经皆仅尊一种师法的格局已然确立，则《易》亦难以独异。贞观年间，由颜师古主持的“五经定本”统一了各经的经本，而诸经正义的陆续编定，则确立了“九经”所尊的经目为王弼《易》、孔氏《古文尚书》、郑氏《毛诗》、郑氏《礼记》、郑氏《周礼》、郑氏《仪礼》、杜预《左氏春秋》、何休《公羊春秋》、范宁《穀梁春秋》。这一经目制度的确立，不仅在经目演变史上掀开了新的篇章，也完全改变了经学史发展的路向，而这就涉及此期经目的第二个特点——

明代《三才图会》孔颖达像，约1607年，王圻编纂。唐代《五经正义》的编定，为经典解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其次，官定经目制度的权威性。（……）在整个汉魏六朝时期，官定经目与民间经学之间是一种互相更替的关系：各种师学皆自有渊源，至于何时为官学，何时为民间之学，则随时变易。但唐代确立“九经”制度后，由于它本身即是科举制度的一部分，而唐代科举制从整体上来讲又比较稳定，因此，与魏晋时期官定经目在整个社会经学风尚中的相对边缘化不同，唐代的经目乃成为社会经学传习的绝对核心，受此影响，自汉代以来传习的诸家经学，凡不在唐代经目之列者，皆一一废绝，郑氏《易》、王肃《易》、郑氏《书》、王肃《书》、王肃《毛诗》、王氏三《礼》、马融三《礼》、服氏《春秋》等等，不但师学废绝，而且书本也随之亡佚，这是继汉魏之际诸家师学废绝之后经学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亡佚，而这一次的程度较之此前更甚：汉魏之际今学虽然废绝，但很多经说仍保留在郑学之中，而郑、王之学本为仇雠，儒、玄二学亦非同道，随着郑氏《易》学的亡佚，汉《易》象数学之貌便完全不可窥见；随着王肃诸学的废绝，其学之脉也再无法接续。那么，何以唐代经目之权威性如此之盛，而非官方经学的传习又如此之衰呢？这又要归因于唐代、北宋初期经目的第三个特点——

复次，以经目为代表的经学整体社会影响力的下降。（……）在汉代，经学是士人共同的知识体系，它不仅是士大夫用以论政议政的根据，也是士人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但随着佛、道心性学说的勃兴，经学在士人精神层面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汉代经学在论政层面上主要采用阴阳、五行以及谶纬之说，而随着这种神学论在汉魏之际的破灭，魏晋时期的经学在“经世致用”方面也感到难以为继。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经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面临了极大的挑战。

不过，一方面，玄学思潮虽然以《老》《庄》为说，但仍高度重视儒家诸经，特别是《易》学；另一方面，此期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是贵族政治，而其对于礼学的高度重视乃催发了此期《礼》学的勃兴，由是使得魏晋六朝官定经目以外的诸学仍能得到有效的传承。但是，进入唐代以后，一方面，玄风稍歇，禅宗大兴；另一方面，《开元礼》的颁行，又使得三《礼》之学由“实务之学”转变为“耑家之学”，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乃使得唐代经学对于士大夫群体的影响力较之魏晋六朝而言更为有限，正如韩愈所言，到中唐时期，经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士人“仕进之学”，除了以之应付科举以谋出身，经学已经脱离了其“经世致用”的基本属性，由此，在官定经目以外的各家师学自然逐渐废绝，无所传承了。

韩愈像，见1921年刊《晚笑堂竹庄画传》。中唐士人对经学沦为仕进之学的忧虑，也包含着重新思考经典用途的努力。

北宋神宗至明正德：

经学复兴与“四书五经”的确立

第四个阶段是北宋神宗至明正德时期，这是经目制度的复兴期。

以神宗熙宁四年王安石变法为界，经目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熙宁变法对于经目制度的改变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从经书择取的层面而言，它打破了此前长期施行的“九经”制度，建立起以《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为“五经”，以《论语》《孟子》为“兼经”的全新经目，表明宋人重新倡导以经学为“经世致用”之学的立场与决心。

新整理本《周礼疏》实拍。熙宁变法将《周礼》列入新的“五经”，体现了宋人借助经典回应现实政治的取向。

其次，从经说层面而言，它打破了唐宋数百年间以九经注疏为唯一官学的垄断局面，允许士人在汉唐古注疏以及宋人传注之间自行择取，甚至可以自为其说。这一变革完全改变了唐代以来经学僵硬、沉闷的局面，使得宋代的经学进一步朝着多元化、革新化的方向发展。

复次，从经目的内部结构而言，他明确建立起“大经——兼经”的经目结构，使得《论语》较之汉、唐时期“传”的身份而言，“经书”的地位得到了制度性的确认，而他以《孟子》为兼经、放弃《孝经》的做法，更是极大地影响了宋元明清经目演变、经学史的发展。

王安石后世画像。熙宁变法调整经书的选择及其内部结构，也重新提出了经学如何用于治世的问题。

此后，经过元祐更化、哲宗亲政以及徽宗、钦宗对于经目制度的反复调整，到南宋时期，新的“六经”制度终于确立下来，它以《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以《论语》《孟子》为兼经，各经兼用古注疏和宋人传注，宋学的时代色彩在这一经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新整理本《论语注疏》实拍。《论语》作为兼经进入经目，其经书地位在宋代得到制度性的确认。

与此同时，在两宋时期，以“四书”学为载体的程朱理学作为一种民间经学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体现出宋代经学的全面复兴。随着元代皇庆二年科举新制的确立，“四书”学终于进入官定经目，而由此也就开启了经目演变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时期：“四书五经”时期。

朱熹《四书集注》书影，清内府仿刊宋淳祐本。随着四书进入官定经目，宋人的经典解释获得了更广泛的制度支持。

此后，宋人经传乃成为官定经目的主体，汉唐古注疏的地位逐渐边缘化，而明初《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的颁定，更促成了程朱理学与汉唐注疏学地位的悬殊。从北宋神宗至明正德年间，经目无论是在国家政治层面，还是在引领社会经学风尚层面，抑或在士大夫群体的思想层面，都体现出极大的影响力，因此我们称之为经目的复兴期。

明正德至清末：

“四书五经”与“十三经注疏”并行

第五个阶段是明正德至清末，这是经目制度的分化期。

随着明代《四书五经大全》的颁定，程朱理学乃成为唯一的官定经学，汉唐注疏学一时又面临废绝的危机。不过，与唐代经学的衰靡不同，由于宋学对于经学心性之学的发掘，特别是《大学》“三纲”、“八条目”之说的建立，使得经学在此期重新具有了“经世致用”的力量，因此士人对于传承经学的信念较之唐代也就大为增强。

而经过了北宋时期士人对于汉唐注疏学的激烈批判之后，南宋时期的士人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汉唐注疏学的可取之处，并提出经学传习中“博”与“约”的辩证关系这一论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士人认为，治经应循孟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的路径，不仅要注重偏于义理的反约之学，也要注重偏于注疏的博古之学，由是，朱熹及其弟子充分注意到在宋代普遍不受重视的《仪礼》《大戴礼记》等古学，并在南宋后期逐渐形成了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公羊》《穀梁》《左氏》《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在内的“十四经”之说，此说将儒家传统经传全部涵括在内，体现出南宋时期一批士人有志于博古的学术取向。由于元明官方对于程朱理学的强势推行，这一思潮在元代、明初有所衰歇，但仍不绝如缕，明初士人宋濂、赵俶、丘濬、王鏊等皆有“十四经”“十三经”之说。

朱熹像，见1921年刊《晚笑堂竹庄画传》。在重视义理之外，朱熹及其弟子也关注古注与礼学文献，强调治经中博学与反约的相互贯通。

随着正德年间阳明心学的勃兴，程朱理学在士人群体中的独尊地位受到冲击，而汉学复兴思潮随之悄然兴起，这一思潮不仅以杨慎为精神领袖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复兴汉学的士人，而且还得到了包括官方和王学人士的同情，他们以汇印《十三经注疏》为契机，鼓吹汉学的经学价值，并在万历年间正式得到了官方认可，由北京国子监正式颁印《十三经注疏》。

王守仁像，绍兴博物馆藏。阳明心学的兴起冲击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明代经学也逐渐呈现出更复杂的学术格局。

至此，在经目演变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制度层面的分化：从科举、博士设官等层面来说，“四书五经”仍然是毋庸置疑的经目制度，但是，国家也承认《十三经注疏》的学术地位，明万历、清乾隆时期，皆曾由官方颁定《十三经注疏》，甚至在乾隆时期，汉唐注疏也一度有机会见于科场应试。这种分化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体现出经学与国家政权之间联系的紧密性：即使是不用于科举应试的民间经学，也需要通过官方确认的形式获得其生存空间，可见明清时期国家政权对于经学的影响，较之此前更甚。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民间经学力量的上升，使得士人传习之学得与官方程朱理学风气相抗，并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