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北平城内，傅作义面对接连传来的军情，常常沉默许久。城外的解放军已经完成合围，平绥、平汉等交通线受到控制，昔日那种“凭一支部队扭转战局”的自信，逐渐被现实击碎。此时的他，大概很难忘记两年前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
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在兵力、装备和占领区域方面都占据明显优势，蒋介石方面甚至判断，战争几个月内便可结束。傅作义奉命在察哈尔、绥远一带作战，先后攻占集宁、张家口等地，声势一度很盛。
胜利来得太快，容易让人误判形势。
据相关史料记载，傅作义曾写信给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并带有明显的讥讽口吻表示：如果共产党取得胜利，自己愿意给毛泽东当秘书。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也成了他人生转折中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细节。
但战争从来不是看一时得失。国民党军队表面兵多枪好，内部却存在指挥混乱、派系掣肘、士气低落等问题。解放军则在战场上不断调整战法，把局部优势逐步积累成整体优势。两年之后，双方所处的位置已经完全调换。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正式展开。华北解放军从北平东、西、南多个方向推进，切断北平与外界的联系，同时把傅作义部队分割在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等地。
毛泽东曾对前线部署作过明确判断：“只要新保安、塘沽这两点攻克，全局就活了。”新保安的关键，正在于傅作义的嫡系第三十五军。这个部队若能突围，北平守军就可能获得外援；一旦被歼，北平便会陷入孤立。
1948年12月，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包围并歼灭。傅作义经营多年的主力突然消失，对北平守军的心理冲击极大。有人劝他尽快突围，也有人主张与解放军接触。傅作义没有立即作答，只是在屋内来回踱步。
“还能守多久？”身边人问。
傅作义沉默片刻，答道：“守城容易，保住北平难。”
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道出了他的困境。北平不是普通军事据点，城内有大批居民，也有故宫、天坛、颐和园等重要文物古迹。若进行巷战，即使守军能够造成伤亡，城中百姓和古建筑也很难保全。
此前，傅作义曾派人同解放军接触，但双方条件相差很大，谈判没有取得实质进展。新保安失守后，军事压力和内部压力同时增加。更令他难堪的是，他的名字曾出现在国民党方面公布的战犯名单中，政治退路似乎也被堵住。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傅作义最终没有选择把北平变成战场。他再次派代表出城谈判，并邀请邓宝珊参与协商。解放军方面也采取了争取、改造和保护相结合的办法，给傅作义保留了体面转身的空间。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取得进展。1月31日，北平守军接受改编，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城内没有发生大规模巷战，大量居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保全，古建筑和文物也避免遭受炮火破坏。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前往西柏坡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揪住那封旧信不放，反而肯定了他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上的作用，概括为三点：保存文物古迹，保全人民生命财产，保留了起义部队。
毛泽东还以幽默口吻说，应该奖给傅作义一枚比天坛还大的勋章。至于当年那句“当秘书”的话，后来也被毛泽东拿来打趣：秘书的职务太小，应该让他做更重要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没有被简单安排在象征性的岗位上。他主动表示，愿意到水利部门做具体工作。1949年10月，他出任水利部部长，后来还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水利工作少有轰轰烈烈的战报，却直接关系江河治理和百姓生计。傅作义任职期间，多次前往黄河、淮河、长江等流域调查，既看堤坝工程，也进工棚了解施工人员的生活。有人回忆，他外出时常带些馒头干，饿了便简单吃几口，不愿因个人身份增加基层负担。
他曾经统率部队，也曾在北平城中掌握军政大权。转入水利部门后，面对的却是测绘、堤防、灌溉和防洪等一项项琐碎事务。身份变了，工作的分量并没有变。对傅作义而言，这或许正是那封旧信之后，真正需要完成的答复。
1974年，傅作义病重住院。毛泽东托周恩来前去探望，并转达一句话：“傅作义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傅作义听后眼含泪水，已经难以完整说话，只能微微张动嘴唇。
同年，傅作义病逝。周恩来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那封写于1946年的信，最终没有成为历史的结论；真正决定傅作义晚年位置的，是1949年北平城门打开时，他对一座城市所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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