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新京城外的一处荒地，日本关东军宪兵小美野义利、军医小笠原和数名宪兵，押着三名中国人离开了城区。多年以后，小美野在回忆材料中承认，那天发生的不是普通审讯，而是一场披着军务外衣的残酷杀戮。
汽车停下时，三名中国人已经遭受了长时间关押和拷问。关于他们的身份，现有材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有资料称其为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也有记述只称他们是被捕的中国嫌疑人。可以确认的是，他们被反绑押往荒地，等待的并非公开审判。
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被推下车，仍在追问：“我们只是运输工人，为什么抓我们？”没有人回答。日本宪兵用脚踢打他，军曹挥动皮鞭，军医却在旁边提醒，不能把人打得过重，因为还要进行所谓的“研究”。
这句话，比单纯的暴力更能说明问题。军医本应救治伤者，却在侵略战争的体制中被安排参与伤害；手术器械本应属于医院，却被带到荒地，成为杀人的工具。医学知识一旦脱离基本伦理，便可能被权力改造成冷酷的帮凶。
小林少尉把青年推到土坑旁。青年满脸是血，仍然站了起来，朝对方吐出一口血痰。小林失去控制，命令立即处置。小美野拔刀砍下青年的头颅，又将另一名中年中国人杀死。多年后，他承认自己当时执行了命令，却无法再用“服从上级”解释全部责任。
第三名中国人遭到捆压。小笠原拿出注射器，将药物注入他的身体，其他人则强行撬开他的嘴。这个人中毒后仍在挣扎，喊出斥责日本侵略者的话。相关记述中，军医随后使用手术刀对尚未完全死亡的人实施切割，所谓的解剖因此变成了极端残忍的杀害。
这里必须说清楚，现存关于这起事件的材料，主要来自小美野义利晚年的自述、回忆记录以及相关转述，个别人员姓名、职务和细节仍需要档案互相印证。但无论细节如何核对，日本军队在中国实施严刑逼供、秘密处决和以医学名义伤害俘虏的事实，并非孤立现象。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建立了严密的军事统治。宪兵负责侦缉和审讯，军医承担救治、检验甚至特殊试验等任务。命令层层下达，责任层层转移，普通士兵被要求只看眼前的一步，却不许追问这一步会把人带向哪里。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关东军迅速崩溃。小美野在战乱中负伤被俘，后来被移交中方。与他一同参与行动的部分人员，有的死于战事，有的下落不明，真正接受审判和留下完整供述的人并不多，这也使许多暴行长期埋在战争废墟之中。
小美野后来回忆，自己原以为被俘后会遭到报复，却没有被立即处死。中国方面按照战俘处置原则对其看押，并对日本战犯进行教育和审查。这样的处置，与他曾经参与的暴力行为形成了刺眼对照，也迫使他重新面对自身责任。
1982年7月，小美野写下忏悔文字，承认曾给许多中国人带来难以言说的痛苦。他写道，过去总把罪责推给长官和战争，仿佛只要说自己是在执行命令，便可以不再审视内心。后来他终于承认，命令不能替个人承担全部罪责。
这份文字没有改变受害者的命运，也不能抹去荒地里的刀痕。它留下的价值，在于一个亲历者终于说出了当年竭力回避的话：战争机器可以制造命令，却不能替杀人者洗清责任。1940年那场行动，正是日本侵略体系如何把军人、宪兵和军医共同卷入暴行的一个残酷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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