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江西宁都，总指挥部里的气氛并不像一次普通的军务会议。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的团以上军官被集中到一起，名义上是商议军饷和物资发放，真正等待他们的，却是一次改变部队命运的选择。
第26路军并非蒋介石嫡系，而是由冯玉祥西北军旧部改编而来。中原大战后，西北军被收编，原有将领的地位普遍下降。董振堂曾任西北军第13师师长，改编后却降为旅长，这种落差，在许多旧部军官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这支部队起初驻扎山东，后来被调往江西参加对红军的作战。蒋介石把中央军部署在其周围，既要求第26路军进攻，又防着它临阵退缩。对这批出身西北军的将领来说，南下并不只是一次调防，更像是被推到了一场消耗战中。
第26路军进入江西后，先后遭到红军打击。第81旅损失严重，第79旅前来增援，也付出了不小代价。宁都一带距离瑞金不远，部队既要应付战斗，还要承受疾病、水土不服和补给困难，士兵的伤亡不断增加，军官之间的不满也越来越明显。
孙连仲曾向上级请求把部队调回北方，但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后来，他以眼疾为由前往上海；高树勋也借故滞留南京；董振堂则暂时离开部队。留在宁都主持大局的，成为参谋长赵博生。
赵博生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先后在皖系、直系、奉系以及西北军中任职。军阀混战的经历，使他对军阀之间反复争斗深感厌恶。进入第26路军后，他接触并传播进步思想，逐渐与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形成了带部队转向的想法。
难处也很现实。国军军官有较稳定的待遇，红军当时却缺衣少粮，军团级将领和普通战士的生活差别并不大。有人愿意赌一把，也有人不愿意放弃既有地位。赵博生明白，起义若要成功，必须先控制指挥系统。
1931年12月14日，南昌行营传来消息，称拖欠第26路军的军饷和物资将予以补发。赵博生借此名义，把团长以上军官召集到总指挥部。人员到齐后，他直接宣布部队转向红军，并收缴部分反对者的印信，随后调动各部，宣布第26路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这场行动并非全员同心。按照相关记载，部队中有两名旅长、七名团长不愿参加。他们没有被集体处决，也没有被长期扣押，起义方面给了每人三百大洋作为路费，让他们离开宁都。这个安排既是为了减少冲突，也是为了尽快稳定军心。
80旅旅长冯安邦离开后，重新回到孙连仲麾下，后来担任国民党军第27师师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娘子关一线作战，后任第42军军长，并在抗日战争中阵亡。他没有参加宁都起义，但最终死于抗战战场。
81旅旅长王恩布则回到国民党军队，后来因不受重用而退役。1954年，他因历史问题被捕，次年去世。与冯安邦相比，他没有在战场上留下同样清晰的结局。
81旅第162团团长杨守道在起义时曾试图反抗，被赵博生部下控制。离开后，他仍在国民党军中任职。1949年12月，随国民党第30军在四川起义，后来担任县级干部，1991年去世。
第161团团长张方昭、第160团团长王天顺，离开宁都后继续留在国民党系统，但后续经历缺少完整记录。第148团团长刘毓琪曾赴日本学习军事，因不认同红军当时的作战方式而离开，后来参加长城抗战，却在抗战后期进入汪伪政权的军事系统。新中国成立后，他因历史问题被捕，1979年获特赦，1997年去世。
第150团团长曹明道离队后没有继续留在国民党军中，后来情况记载不多。第158团团长李锦亭曾参加红军并担任师长，后来因部队内部关系等原因离开。第146团团长郭道培的后续，也没有留下多少可靠材料。
宁都起义后，参加起义的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红五军团后来参加长征，抵达陕北后又编入西路军，1937年在甘肃高台一带作战时遭受重大损失，董振堂等将领战死。
同一支部队，军官们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有人转身离开，有人继续作战，有人多年后再次起义，也有人在历史审判中度过余生。三百大洋只能买到一段路程，买不到每个人此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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