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难中保持从容，在匮乏中创造丰盛，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
浔泽君的故乡在江淮东部的水乡，是广义上的里下河地区。里下河——这个地名本身就带着水的性格。它不是一个行政概念，而是一种地理气质：湖荡连片，河网如织，地势低洼，水在脚下，也在头顶。里下河人面对水，既要学会与它共生，又要学会在它的反复无常中安身立命。这种气质渗透在他的笔中，化为水乡气息的故土记忆——那些柿树、洋柿子、走地鸡、浔河上的船，还有南塘桥下清澈见底的河床。这些文字，是一位父亲讲给五岁儿子听的睡前故事，后来一篇一篇地写了出来，再一篇一篇地讲给孩子听，竟不知不觉间，连缀成了一本《给孩子讲的家乡故事》。
我写过不少关于里下河的散文，对那片土地的脾性并不陌生。里下河的水不是江南水乡那种婉约的、被园林“修剪”过的水，它是野生的、铺张的、带着泥土腥味的。那里的河没有固定的岸线，田埂随时可能被水淹没，村庄建在高出水面一两米的庄台上，像漂浮的岛屿。读这本书时，我不断遇到熟悉的里下河印记：草泽河的渡口、浔河的复堤疏浚、十里长河上的机帆船和班船、南塘桥下随水荡漾的水草——这些不是风景描写，而是日常生存的骨架。浔泽写他母亲挑粪走在田埂上，扁担两端的粪桶咣啷咣啷；写冬天出鱼塘时农民穿着皮衩站在齐腰深的淤泥里浑水摸鱼；写杀年猪时全村人聚在一起，热气腾腾中年的味道冒出来——这些细节里有里下河人特有的韧劲：他们不抱怨泥泞，不回避腥臭，把苦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把匮乏活成丰盛。这正是浔泽的散文最动人的内核——不是对苦难的美化，而是对生存的诚实。
浔泽无疑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影响，汪先生是我非常推崇的作家，这本书里的洋柿子、水糕、肉坨子、馓子与汪老笔下的慈姑、咸鸭蛋、炒米和焦屑有着同一种血脉。汪老写慈姑“有一种苦味”，却“逢见必买”；这本书的作者写菱角和芡实，说野生的又苦又涩、壳硬刺密，“但在食物比较单一、匮缺的时期，这一点点不同于米饭的味道，无论是对于孩子还是大人都颇为难得”。两代里下河人，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对故乡的味道作出了几乎相同的判断：它不是美味，它是记忆的锚点。这种“苦中带甘”的味觉美学，其实就是里下河人的精神美学——在艰难中保持从容，在匮乏中创造丰盛，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浔泽不是简单地模仿汪曾祺。
故乡不只是作者的地理坐标，还是他安身立命的底气，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听见家乡河流的水声。然而，对于他的儿子，对于如今许多在城市高楼里长大的孩子，那片浮在水上的土地却成了“远方”。孩子吃过打着“小时候的味道”广告的西红柿，却从未见过洋柿子如何从泥地里结出红果；听过父亲讲夏天井水泡西瓜的清凉，却很难想象没有空调的夏夜，一家人如何在梧桐影里摇着蒲扇分食一块冰镇过的瓜。故乡在孩子心中，不是生活现场，而是一个个故事里的远方。这既让人欣慰又让人怅惘——欣慰的是，孩子愿意好奇，愿意追问；怅惘的是，那些父亲亲手触摸过的泥土、那些赤脚踩过的田埂，对下一代而言可能永远只是文字里的风景。
但转念一想，这或许正是“乡情传播”与“乡愁教育”的意义所在。
我们常说“乡愁”，它不再是成年人的专利。当城市化浪潮把无数村庄变成社区，把无数小河变成暗渠，孩子们与土地的连接被生生切断。他们知道奥特曼，却不知道慈姑为什么叫慈姑；他们吃过肯德基，却没尝过走地鸡带着泥土的特殊香味。如果我们的孩子对自己的来处一无所知，对父辈的来路毫无感觉，那么“乡愁”便真的会成为一个空洞的词汇，一种无根的飘零。
浔泽这位父亲想通过这些故事，把家乡讲给孩子听，也讲给所有和儿子一样对“远方”充满好奇的孩子听。他讲的不是猎奇的乡土奇观，而是最日常的人间烟火，种洋柿子的母亲如何在田埂上挑粪，杀年猪时邻居如何互相帮忙，浔河复堤时农民如何在寒风中挑土。这些细节里藏着里下河人的生存智慧，藏着一代代人如何在水的反复无常中保持从容、在匮乏中创造丰盛的秘密。他让孩子知道，远方不只是地图上的距离，更是时间的纵深——他的父亲曾经也是一个在田埂上奔跑的孩子，曾经也因为偷吃咸肉被母亲追着打，曾经也趴在南塘桥的栏杆上看鱼翔水底。这些故事让孩子明白：他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的血脉里流淌着里下河的柔韧与坚韧。
这也是一种乡愁教育。它不刻意煽情，不美化苦难，而是如实告诉孩子：故乡有过饥饿，有过洪水，有过造纸厂排出的黑水，有过渡口等不来的渡船。但故乡更有柿子捂红后的甜，有井水冰过的西瓜的爽，有邻居递过来的一碗鱼圆汤的热。这些道理，不是课本上能学到的，而是需要一代一代讲下去、传下去。
浔泽讲述故事，是想让孩子从小思考这些问题：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我是谁？
编辑：李默
约稿编辑：吴南瑶
责任编辑：史佳林
图片：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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