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清晨,南京三十五军军部门口,来了一个穿戴讲究的女人。

她站在岗哨前,神情很稳,开口就说:

“我是陈修良,让你们军政委出来。”

警卫一听,不敢怠慢。这个名字,刚刚从密电里传到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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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的何克希也在找她。

这位三十五军政委知道,南京能少打许多仗,江边能及时出现船,城里能保住水电、商店、机关和街面秩序,背后都有这个女人的影子。

可她走进南京时,用的不是枪。

是旗袍,是手袋,是一副阔太太的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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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修良是一九〇七年生人,浙江鄞县人,原名陈秀霞。

她家境宽裕,年少时读书,接触新思想。十八岁前后,她已经不肯只做家里的小姐,跑去参加进步活动,还给《少年先锋报》做过编辑。

向警予身边,也有过她的身影。

一九二七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风声紧了以后,组织安排她去莫斯科学习。

二十来岁的陈修良,行李里没有多少金银细软,倒装着一个旧身份和一个新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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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〇年回国后,她长期在上海、江苏一带做地下工作。

地下工作最怕显眼,也最怕不像。陈修良偏偏懂得这两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进什么门,换什么神色。

她把自己藏进人群里。

一九四六年三月,新的任务落到她肩上:去南京,重建中共南京市委,担任市委书记。

丈夫沙文汉送她时,写下两句诗: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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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一句送别诗,是一张生死状。

南京不是普通城市。这里是国民党方面的政治中心,军警、特务、机关人员密布,街头一个闲眼神,都可能牵出一串审讯。

陈修良到南京以前,地下党组织已经遭过多次破坏。

她没有带队伍进城,只带着一个身份:阔太太。

白天,她出入人来人往的场合,和各色人物周旋。夜里,她坐到桌前,把白天听来的话、看来的图、摸来的线索,一点点变成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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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南京市委,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四十多名党员。

这数字不大,却扎得很深。有人在军警系统,有人在交通机关,有人在要害部门。

一包军用密码到了她手里。她没有多看第二眼,立刻安排送往上海。

后来,空军有人驾机起义;“重庆号”巡洋舰也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驶向解放区。

刀尖越薄,脚步越不能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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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四月,长江北岸炮声越来越近。

国民党方面把船只往内河赶,想让解放军到了江边也过不来。陈修良接到任务后,盯住了下关码头、轮渡、巡艇和民船。

她把话交给南京地下党的同志:船,一定要弄出来。

四月二十三日,三十五军云集浦口。江面上,水上警察局的巡艇、民船、轮船公司的机动船陆续开动,老江口的火车轮渡一次能运一个团以上的人马、火炮和车辆。

江风里,全是机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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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四日凌晨二时,三十五军一〇四师三一二团战士把红旗插上总统府门楼。

陈修良也没闲着。她写下南京解放的新闻稿:

“奋勇出击,横渡长江。”

稿子送出去以后,她才赶往三十五军军部。

门口那个阔太太,其实就是南京地下市委书记。何克希出来时,紧紧握住她的手。

两个人不是第一次听说彼此,可这一握,隔着三年潜伏、几夜炮火、满江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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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陈修良在上海、浙江和妇女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六日,她走完九十一年人生。

最后留在南京那一幕里的,还是那个清晨:军部门口,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人站在岗哨前,手袋垂在身侧,声音不高,却把名字递了进去——

我是陈修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