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26年10月30日下午，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55讲“从时论到史论：近代钱庄的文献叙事及评议”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1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徐乐担任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何平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徐志浩副教授担任与谈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主持讲座。
张徐乐演讲中
张徐乐首先梳理近代钱庄评价史上长期存在的争议。钱庄与票号同为中国本土主流金融机构，二者各有研究传统。她以上海钱庄史料整理为基础，把晚清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论”并置考察，指出同一钱庄在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研究者眼中褒贬悬殊：时论多为官员、商人、报人、学者、银行家的即时评论，史论则是后世学人的研究评判，二者形成两套不同的评价体系。过往不少“落后”“买办”“投机”等定论，未能充分揭示钱庄的复杂本质。
张徐乐指出，本次研究聚焦两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时论与史论之间会出现较大的评价落差，以及如何在两套话语之间重新理解钱庄。在近代金融风潮、银行业兴起、币制改革、抗战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等不同阶段，钱庄被反复讨论、重新定性；它的形象并非单一事实，而是在特定时代语境、立场和理论框架下不断被重塑的。
张徐乐分析，造成时论与史论评价落差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评价尺度不同。时论立足当下、短期和紧迫问题，关注金融风险、商业需求与金融近代化进程；史论则是长时段回溯，提炼制度逻辑、演化规律和经验教训。其二，评价主体立场不同。银行界、钱业从业者、留洋学者、政府官员等基于各自身份和利益发声；后世学者拉开时间距离，更易看到钱庄长期维系市场流通的功能。其三，参照系不同。时论多以西方新式银行作为近代化参照，尤其留洋回国者更倾向以银行化改造钱庄；史论则逐渐跳出“西方即先进”的单一参照，立足中国国情、本土金融传统和内生信用制度展开分析。
张徐乐进一步阐释，晚清时论多批评钱庄扰乱金融秩序、担忧其发展前景；民国初期，银行界质疑钱庄经营稳健性，钱业内部则主张银钱分工并存；1927—1937年，银行业快速发展、钱业相对式微，改良派承认钱庄存在弊端，主张改良存续，银行派则推动钱庄向银行转型乃至由银行替代；1938—1948年，钱业改制争论持续，钱庄的经营合法性在相关银行法规中得到保留；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出版的《上海钱庄史料》，则将钱庄概括为具有“封建性”“买办性”“投机性”特征。在史论方面，20世纪80年代学界的主流观点仍是“买办化”“落后性”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视角逐步转向本土金融市场，钱业习惯法、银钱互补共存等议题，学界正面评估钱庄的市场价值。
张徐乐认为，钱庄评价从简单的“落后/现代”二元框架，转向更强调钱庄嵌入近代中国城乡市场结构、弥补新式金融服务短板、依托熟人信用网络运转的特点，同时也正视其内在的经营脆弱性。钱庄的价值与局限是一体两面：既不能简单将其视为落后金融，也不能因重估本土传统而美化钱庄，忽视其技术缺陷和通货膨胀下的投机行为。
讲座现场
现场师生围绕报告展开交流，问题涵盖钱庄的买办性与投机性、钱庄在农村金融中的作用、钱庄转型银行的阻滞因素等。张徐乐逐一回应：钱庄在口岸贸易中提供配套金融服务，客观上协助了外国商品进出，至于其是否属于单纯的剥削工具，仍存在双向解读空间；钱庄因准入门槛低、灵活性强，深入基层农村，填补了银行服务的空白；钱庄抗拒银行化，主要出于保护商业隐私、规避监管及维持现有市场优势的考虑。
评议环节中，何平从票号、钱庄与新式银行的比较出发，指出现代金融组织能否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壤中衍生转化是关键问题。钱庄长期承担银两与银元兑换职能，这是其区别于银行的重要技术特征。票号依托清朝官方业务发展，具有“半封建”性质，未能实现向现代银行业的转换，在清朝灭亡后退出历史舞台；而钱庄得以生存发展，是因为在近代特殊环境下，其依托与西方银行的业务往来，作为现代银行业的补充，承担服务基层、乡村经济的功能。换句话说，在近代金融体系结构中，钱庄弥补了新式银行难以覆盖基层经济主体的缺口。张徐乐教授基于历史文献的系统收集，梳理了时人与当代学界对上海钱庄的多元认知，厘清不同阶段、不同立场观点背后的时代背景与认知局限，对于钱庄的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价值。
徐志浩结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重庆票据市场的史实提出，恶性通胀下，钱庄票据投机行为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指出，时论与史论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属性。
周建波结合自身“闯关东”相关研究指出，票号和钱庄的区别在于规模和承受的风险，他以东北地区的钱庄发展史为例，解释钱庄的盈利逻辑，并指出其近代化转型受到市场冲击和外国制度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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