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梁飘逸,梁氏蜀香第四代非遗传承人,成都市武侯区馨本草香养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期从事巴蜀传统合香技艺整理、香药同源理论研究与梁㵂芳香学文献考证工作,致力于挖掘陵州(仁寿)—成都地域脉络下蜀香的历史谱系、炮制技艺与当代活态传承,多篇研究围绕梁氏蜀香的史料钩沉、技艺体系、非遗转化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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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蜀香多被置于“古蜀合香”的长时段叙事中讨论,其由地方药香实践成长为跨地域技艺体系的具体机制,反而少有细究。本文以晚清民国仁寿富加场梁氏蜀香为个案,循“场镇—药栈—坐堂医”的制度组合,考察蜀香在富加场、仁寿、眉山与成都之间的演化路径。研究认为:富加场以其商贸集散与药材加工能力,为合香提供了稳定的操作空间;梁㵂芳赴成都,于线香街搜集香方、于天回镇接触川帮炮制,返归聚昌厚药栈坐堂十五年,使省城资源定向回流乡土;1919年川中霍乱中的《芳香防疫方》,则将“香药同源”的医疗理念凝结为可重复、可传授的配方与工艺复合体。此后,梁氏蜀香以“成都学艺归仁寿、后世传艺回成都”的双向路径,嵌入眉山“文人香”与仁寿“药香”并置的谱系之中。蜀香的演化,因此不是中心向边缘的单向扩散,而是由场镇经济、药栈作坊、儒医实践与省城药贸网络共同塑造的多节点过程。文中对方志、疫史档案与家族口述作了区分处理,凡存疑之处另列附记。
关键词:蜀香;富加场;聚昌厚;梁㵂芳;香药同源;川帮炮制
一、引言
“蜀香”在近年的非遗叙事与地方文化研究中,渐被确认为与蜀茶、蜀酒、蜀锦并列的巴蜀文化标识。其谱系常被追溯至三星堆燎祭的烟气,中经汉晋“香药同源”的理论奠基与唐宋成都香药集散的产业兴盛,下及明清民间药香的市井普及。这一长时段叙事勾勒出蜀香的文明纵深,却也容易遮蔽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一种以本草为原料、以疗疾养生为旨归的地方性合香实践,究竟经由怎样的空间节点、人物网络与技艺机制,从一乡一镇的“药香”成长为具有跨地域影响力的“川派”技艺体系?
区域社会史对这一问题已有可借用的分析工具。施坚雅在讨论中国农村市场时提出,基层市场不仅是交换场所,也是技术、信息与人际关系流动的社会单位,其层级结构塑造了乡村与中心地之间的联系[1]。王笛对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清代四川的场镇网络与移民、行帮、会馆等组织相互嵌套,构成地方社会运作的基本框架[2]。本文沿用这一思路,但作一处修正:若把“场”仅理解为集市的地理实体,技艺的生成过程便容易被简化为资源在地点之间的搬移。本文所谓“场”,兼指三层相互叠合的意涵——场镇之“场”,是定期集市与物资集散的地理实体;药栈之“场”,是炮制、配方与临床验证同处一室的作坊场域;省城药贸网络之“场”,是香方、药材与工艺得以跨地域流通的市场场域。蜀香的技艺形态,正是在这三重“场”的交叠处被塑造出来的。
仁寿富加场梁氏蜀香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观察窗口。其创始人梁㵂芳(1881—1952),字泽明,号海潮,光绪三十年(1904)中秀才,科举废止后弃儒从医,自1904年起受聘于富加场“聚昌厚”择药栈坐堂,前后十五年,于1919年川中霍乱期间创制《芳香防疫方》,乡民以“梁氏蜀香”称之。这一看似地方性的防疫实践,实际上串联起两个关键的空间节点:一是富加场,仁寿东南的商贸重镇与药材集散地;二是成都,其活动又集中于线香街与天回镇两处。梁㵂芳的个人履历恰好在这两个节点之间往返穿行:他赴成都游学,走访线香街与天回镇,搜集香方、观摩炮制;学成后返回富加场,将省城习得的工艺落地于药栈的日常诊疗与制香实践。由此形成的“成都学艺归仁寿、后世传艺回成都”的地域闭环,构成了蜀香演化中一条清晰可辨的空间路径。
本文以这一路径为线索,依次考察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富加场作为基层场镇,为蜀香的生成提供了怎样的物质与制度条件;梁㵂芳在成都的学艺经历,如何将省城的香方资源与川帮炮制传统注入富加场的药栈实践;1919年的防疫制香,又如何将上述资源熔铸为一套可传承、可回流成都的技艺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梁氏蜀香置于眉山“文人香”与仁寿“药香”并置的蜀香谱系中加以定位,以说明蜀香的演化并非一条从“中心”到“边缘”的单向扩散,而是一个由场镇经济、药栈作坊、儒医实践与省城药贸网络共同塑造的多节点过程。
本文所依据的史料分属两类,须先作交代。一类是传统文献与地方志,如同治《仁寿县志》[3]、《新唐书·地理志》[4],以及近人整理的地方疫病史资料;另一类是梁氏后人与馨本草香养研究院整理刊布的《自叙手稿》、家族口述与考证报告[5]。后者为理解梁氏蜀香的内在理路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主位”视角,但其家族传承叙事的性质,要求在运用时保持必要的史料批判意识:凡涉及年代、数额与技艺细节的表述,本文尽量与方志、疫史档案及区域经济史的一般背景相互参证;凡目前仅有家族一侧佐证者,随文标明来源,并于文末附记中逐条列出存疑之处。
二、富加场:一个基层场镇何以成为蜀香的“容器”
蜀香的生成,首先需要一个能够同时容纳药材流通、炮制加工与医疗实践的基层空间。富加场在清中后期的形态,恰好满足了这一条件。
富加场原名“九井坳”,因场上有九口井而得名;元末潘姓先来此搭棚设店,人称“潘家店”,傅姓继起经营,遂称“傅家场”。道光十年(1830),仁寿知县马百龄来此巡视,认为场镇以姓氏命名易启家族派别之争,取《论语·子路》“既富矣,又何加焉”之义,更名“富加”,寓“既富裕安康,又能越来越好”之意[6][7]。按,富加定名之年另有“道光年间”与“嘉庆年间”两说,本文取道光十年说,并据以校正纪年,详见附记一。更名本身透露出一层信息:至迟在道光年间,此地的商贸繁荣已足以引起地方官的注意。
富加场“自古就有‘川南仁寿第一富庶之地’的美誉”,其历史可追溯至元末,至清代成为仁寿东南部的物资集散中心,与汪洋等场镇同为县境东南的重要集市[6]。这种商贸传统,为药材的集散与加工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深度与交通条件,也使外来的商业资本有可能在此落地生根。
光绪二十七年(1901),重庆药商曹荣华、梅玉舒在富加场开设“聚昌厚择药栈”[8]。聚昌厚并非单纯的零售药铺,而以批发为主——“川南的药材在这里集散,再顺着石板路运出去”;其格局为“前店后厂”,门脸接诊售药,后院“晾药的竹匾一排排铺开,药香能飘过半条街”。这种形态兼具药材分拣炮制、批发流通与坐堂行医三重功能,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微型的“香药工坊”:芳香本草在此被辨识、分拣、炮制,并直接进入临床验证的环节。梁㵂芳受聘为坐堂先生,“这一坐,就是十五年”,意味着他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可持续接触川南道地芳香药材与日常疫病诊疗经验的制度性位置。
更重要的是,富加场所在地仁寿(古陵州)本身具有深厚的药材传统。唐代陵州即以药材入贡,《新唐书·地理志》载陵州仁寿郡“土贡”为“麸金、鹅溪绢、细葛、续髓、苦药”[4],其中续髓、苦药皆属本草,可见当地以药材充贡由来已久。今日仁寿全境“中草药种类达558种”[9],为合香提供了丰沛的本草资源基底。
富加场因此并非一个单纯的“消费市场”,而是一个“资源—加工—流通”的复合节点:本地的道地药材、川南汇聚而来的芳香本草、聚昌厚药栈的炮制能力与梁㵂芳的医疗判断,在此交汇于同一物理空间。蜀香之所以能够从一种散在的民间药香经验上升为具有稳定配方与工艺的技艺体系,首先依赖于这样一个基层场镇所提供的“容器”条件。
三、天回镇之路:省城药贸网络中的技艺输入
然而,仅有富加场的药材与药栈,尚不足以解释梁氏蜀香何以呈现出区别于一般民间药香的工艺自觉。关键的变量,是梁㵂芳在成都的学艺经历。
科举废止后,梁㵂芳并未留在省城谋求仕途,而是“远赴成都游学求索医道香学”。他在成都的活动空间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其一是线香街。此街在清初因福建籍钟姓士兵流落于此、重开线香作坊而得名,终清之世为成都制香作坊的集中之地[10];据家族口述,“整条街都在做香,南来北往的客商都管那里的香叫‘蜀香’”[8]。梁㵂芳在此从老匠人手中搜集散落的古香方,所得包括苏轼《雪中春信》[11]、《苏内翰贫衙香》[12],黄庭坚“闻思香”与《陈氏香谱》所载“清妙香”[11]等残方。
其二是天回镇。此镇地扼金牛道要冲,明代已建场,清中期以后农商两旺,被列为成都县九铺十二场之一,为府城北外的大场与商旅货物的集散地[13][14]。对梁㵂芳而言,天回镇的意义不止于交易:据家族口述,这里也是“仁寿药帮在成都最重要的聚集之地”,“大批仁寿籍药商、药栈从业者汇聚于此,川南、陵州的道地本草在此集散流转,药行、炮制作坊鳞次栉比”[8]。这一说法目前主要见于家族口述与本研究院考证报告,尚未得到会馆碑刻、行帮行规或商会档案的直接印证;但它提示了一种可检验的机制——同乡网络如何在场镇这一节点上承担技艺流通的功能,仍可借清代成都的药行公所与同乡会馆资料继续追索,详见附记三。
若将天回镇置于更长的历史脉络中理解,其位置便更为清晰。成都自唐宋以来即是西南香料与药材的集散中心,天回镇则因金牛古道的交通位置,成为成都北郊药贸网络的关键节点。仁寿药商药工在此聚集,意味着天回镇不仅是“省城”的市场,更是一个同乡性的技艺交流场域:其间交换的不只是药材行情,还包括川帮炮制的具体手法、香方配伍的地方经验,以及“如何炮制才能既减毒存效、又保留香气”的实践知识。梁㵂芳来到天回镇,“既是寻访古蜀医脉,也是回到仁寿药帮同乡的药贸圈子”,所获取的恰是线香街的香方资源与天回镇的炮制工艺资源这两条互补的技艺脉络。
这一学艺路径的空间逻辑值得注意:梁㵂芳并非在“成都”这个笼统的都市空间中漫游,而是在线香街(制香传统)—天回镇(药贸与炮制)—仁寿药帮(同乡网络)三者交叠的特定节点上,完成了一次有选择的采集。他将线香街的香方碎片与天回镇的川帮炮制经验一并带回富加场,使聚昌厚药栈从一个区域性的药材批发栈房,转变为具备合香创制能力的“工艺试验工坊”。蜀香演化的关键一步,正是这种省城资源向基层场镇的定向回流——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播”,而是一个由同乡网络承载、以实用技艺为内容、有明确空间落点的知识迁移过程。
四、1919年:从防疫实践到技艺体系的成型
梁㵂芳带回富加场的香方与炮制知识,在1919年前后的川中霍乱中获得了集中检验与体系化的契机。
1919年的霍乱是近代中国一次全国性的大流行,疫情自东南沿海蔓延至东北,全国死亡约三十万人[15]。四川的疫情并不孤立:1916年,富顺县赤痢、伤寒、天花、霍乱并作,患者四万三千八百七十六人,死亡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七人[16];1918年大流感波及四川,自贡贡井长土梯子岩一带霍乱流行,死者上千[17][18];1919年8至9月,剑阁城关、武连、开封、汉阳等地霍乱流行,患者一万七千余人,占发病地区总人口的19.3%,死亡一万三千八百人[19];1920年疫情沿江而下,自流井一带死亡六七千人,富顺县城疫峰时每日出丧三百余具[16][17]。川中基层社会连续数年处于疫病阴影之下。
在政府防疫体系近乎空白的条件下,梁㵂芳以聚昌厚药栈的药材储备为依托,创制了《芳香防疫方》。全方二十二味,以檀香四十两、沉香三十两、降真香二十两、紫檀香二十两四味木质香为君,合一百一十两,约占全方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三;臣以川芎、白芷,佐以黄芩、茵陈、石菖蒲、藿香、连翘、薄荷、黄连、制半夏、焦栀等,围绕瘟疫“湿、热、毒、瘀、闭”的病机展开配伍[8]。值得留意的是,此方以沉香、檀香为君,而未取“沉檀龙麝”中的龙脑香、麝香,或亦透出基层药栈在贵重香材上的现实约束。同一套香材被制为水汤(内服、熏蒸)、香丸香饼(焚烧)、香囊(佩戴)与香灸条(穴位熏灼)四种形态,“一源多歧,各尽其用”。
从技艺演化的角度看,这一香方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成功的防疫实践。它标志着梁㵂芳在天回镇习得的川帮炮制经验与线香街搜集的合香传统,经过富加场十五年坐堂诊疗的反复调试,终于凝结为一个可重复、可传授、可扩展的配方—工艺复合体。梁氏蜀香的核心炮制技法——四时辅料蒸香法、盐霜炒香法、陵州花药炙香法,以及三蒸三窨、日晒夜露、坛窖藏香等后处理流程——正是“川帮炮制理论在芳香药应用领域的延伸”[20]。换言之,1919年的防疫实践将“香药同源”从一个医学理念转化为一套具有操作规范性的合香技艺体系:香方不再是散落在纸片上的配伍记录,而是与特定的炮制手法、剂型选择、使用场景绑定在一起的完整技术方案。
乡民以“梁氏蜀香”称之,这一命名行为本身也值得解读。据家族口述,“氏”在先秦是功业与身份的标识,百姓以“梁氏”冠名,是对梁㵂芳“施香济世”仁心的感念[8]。从区域史的角度看,这一命名还完成了地方性知识的一次“署名化”:原本匿名的、散在的民间药香经验,经由一个具体的儒医及其药栈实践,被收束到一个可追溯的技艺谱系之下。蜀香从此不再只是“蜀地之香”的泛称,而获得了具有明确传承脉络的技艺主体。
五、眉山与成都之间:蜀香谱系的双脉结构与回流
梁氏蜀香在富加场成型之后,其演化并未停留在乡土层面。将视野扩展至眉山—仁寿—成都的区域格局,可以看到蜀香在晚清民国时期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双脉并置的结构。
一脉是以眉山苏氏父子为代表的“文人香”传统。苏洵、苏轼、苏辙将焚香制香融入日常,苏轼亲制《苏内翰贫衙香》[12]、《雪中春信》[11]等名香,黄庭坚则以“闻思香”与之唱和,使蜀香“从庙堂祭祀走向文人书斋,从礼制规范升华为性命修养”。这一脉的核心是“香以养性”,其技艺重心在于香方的文人趣味与合香的审美境界。
另一脉是以梁㵂芳为代表的仁寿“药香”传统,其核心是“香以济世”,技艺重心在于芳香本草的炮制改性、配伍疗疾与日常防疫。两地地域相接,宋代分属陵州与眉州,同处巴蜀“香药同源”的本草传统之中,却各自沿着“养性”与“济世”的不同轴线展开。梁氏蜀香在确立“药香”济世脉络的同时,也通过复刻苏轼《苏内翰贫衙香》等方式接续文人香的传统,形成“药香”与“文香”并存的内部结构。这说明蜀香在区域层面的演化并非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是在不同社会功能(疗疾与修养)的牵引下分化出互补的技艺面向,又在“香药同源”的共享基底上保持可通约性。
更具区域史意味的,是第四代传承人梁飘逸所概括的“成都学艺归仁寿、后世传艺回成都”的地域闭环。梁㵂芳一代完成的是省城资源向基层的回流:线香街的香方传统、天回镇的炮制工艺,经由仁寿药帮的网络进入富加场,在聚昌厚药栈中落地为梁氏蜀香。而当代梁氏蜀香以成都为基地开展非遗传承、学术整理与产品研发(梁飘逸同时担任成都市武侯区馨本草香养研究院执行院长),则构成了基层技艺向省城的再输出。这一双向闭环提示我们,蜀香的空间演化不能被简化为“成都→眉山→仁寿→富加场”的等级扩散模型。更准确的描述或许是:富加场提供了技艺生成的“容器”,线香街与天回镇提供了技艺生成的“资源”,而成都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分别扮演了“输入端”与“输出端”的双重角色。
这样一幅图景,也修正了层级模型的单向性:基层市场固然受中心地牵引,但它同时是技艺的生成地;中心地固然提供资源,却也依赖基层的实践反馈,才获得了“川派”这样的地域品格。蜀香正是在这种多节点、双向性的空间实践中,逐渐从一种地方性药香成长为具有跨地域生命力的合香体系。
六、结论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蜀香是如何从富加场一隅的药栈实践,演化为在仁寿、眉山与成都之间流转不息的技艺传统的?梁氏蜀香的个案表明,这一演化的核心机制并不在于某种抽象的文化“传播”或“影响”,而在于特定空间节点上人与制度的接合方式。
富加场提供了场镇经济与药栈作坊的物质容器:没有聚昌厚的“前店后厂”,芳香本草的炮制与临床验证就缺少一个稳定的操作空间。线香街与天回镇提供了省城药贸网络与技艺资源的入口:没有同乡网络在这一节点上的聚集,梁㵂芳就难以同时获取香方与炮制这两类互补的知识。而梁㵂芳本人的儒医身份与实践轨迹,则是将两个空间节点联结起来的关键变量:他的秀才功名与医学志趣使他具备理解和整理香方的知识能力,十五年坐堂使带回的工艺在富加场的日常诊疗中反复经受检验,而1919年的防疫实践则将这一切凝结为一个可命名、可传承的技艺体系。
“场”的三重意涵在此得到印证:场镇提供了物资与制度的落点,药栈提供了技艺操作的现场,省城药贸网络提供了资源与知识的通道。三者叠加,才使一种地方药香获得成为“川派”的可能。蜀香的演化历程因此呈现出一种值得注意的“基层生成、双向流动”特征。它不是在某个“中心”被发明、然后向“边缘”扩散的,而是在富加场这样的基层场镇中,经由药栈、儒医与地方药材资源的交汇而就地生成;随后又通过省城与乡土之间的双向网络——先是由梁㵂芳将成都的资源带回仁寿,后是由当代传承人将仁寿的技艺重新带入成都——获得持续再生的动力。
眉山苏氏的文人香脉与仁寿梁氏的药香脉络,则在同一区域空间中构成了“养性”与“济世”互补的双脉结构,共同支撑起“蜀香”作为一个地域技艺体系的完整面貌。在这一意义上,蜀香的历史,既是一部本草与香方的技术史,也是一部场镇、药栈与儒医在巴蜀区域网络中往复穿行的社会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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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史料来源与存疑
附记一:富加场定名之年。四川在线(2025)作“道光十年正式定名”,四川省情网(2023)作“清道光年间”,另有“嘉庆年间,县官马百龄来此巡视”一说。按道光十年为1830年,本文取此说并据以校正纪年;确切年份仍宜以同治《仁寿县志》原书复核。
附记二:聚昌厚创设。光绪二十七年(1901)、重庆药商曹荣华与梅玉舒合开之说,目前仅见于家族口述与本研究院考证报告,未见方志、商号簿册或商会档案佐证,暂从口述。
附记三:“仁寿药帮”与天回镇的聚集。此说仅见于家族口述与研究性叙述。清代成都药帮的组织形态,可再由药行公所、同乡会馆碑刻及商会档案追索;本文以其为待证的工作假设,未作为既定事实使用。
附记四:梁㵂芳生卒、字号与科名。据家族口述及《自叙手稿》:1881—1952,字泽明,号海潮,光绪三十年(1904)秀才。“末科秀才”之称尚待院试年份核定。
附记五:《芳香防疫方》的药物味数、剂量及“约占七成三”的比例,均据家族所藏方单,尚无第三方文献可校。
附记六:1919年防疫施香的具体情节,多由刘雪琴(1907年生)口述。事件发生时她年仅十二,且据其自述于1921年后嫁入梁家,故这部分内容应属入门后听长辈转述,并非亲历。本文引用时已按转述处理,未作亲历证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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