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空气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军队不断修筑碉堡，封锁交通，红军能够活动的区域被一点点压缩。就在这时，一名衣衫褴褛、满脸血污的“乞丐”穿过封锁线，带来了一本普通字典，却让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先的作战打算。
这名“乞丐”不是普通人，而是中共地下工作者项与年。他冒险送来的，也不是寻常书籍，而是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详细部署。情报显示，敌军准备依靠密集工事逐步推进，把中央苏区困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里。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红军采取阵地防御的办法，同装备和兵力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硬拼，处境十分被动。博古、李德主导的军事路线强调正规战，红军原本擅长的机动和游击优势难以发挥，部队伤亡不断增加。
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集大量军队，并采用堡垒推进的方式。部队每占据一处，就修筑工事、设置封锁线，再向前推进。这样的打法速度不快，却能不断压缩红军的生存空间，目的并非一战决胜，而是把红军困住、拖垮。
这套部署被严格保密。相关文件只供少数高级军官查阅，许多前线将领也只知道自己的行动任务，并不了解整个计划。偏偏就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一个蒋介石没有预料到的人。
莫雄是国民党军中的旧人，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也曾参与讨伐陈炯明。由于性格豪爽，他在军界有不少朋友。后来，他因不满蒋介石发动内战，被安排担任闲职，却因此保留了接触军政情报的机会。
在上海期间，莫雄结识了中共地下工作者刘哑佛，随后又与周恩来、李克农等人建立联系。他没有公开加入共产党，而是继续留在国民党系统内，利用身份传递消息。这个选择很危险，却也使他能够接近一些重要文件。
1934年9月，莫雄以临时身份参加庐山军事会议，接触到针对中央苏区的作战方案。回到驻地后，他意识到情况已经不是普通军事行动，而是一次意在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合围。
“这份东西，必须尽快送出去。”莫雄对身边人说。
项与年等人随即设法抄录情报。由于原件不能带走，他们把敌军兵力、进攻方向和推进办法，秘密记录在四角号码字典上。为了避免墨迹暴露，传递方式经过反复商议，最终由熟悉客家方言的项与年执行。
从南昌出发后，项与年一路避开关卡。越接近赣南，检查越严，青壮年往往会被拦下盘问。身上的干粮吃完，他只能依靠野果充饥，数日奔波后，人已经明显消瘦。
真正危险的是兴国一带。项与年明白，若以正常身份进城，字典很可能被搜出。于是，他捡起石块砸掉门牙，又把自己弄得满身污秽，装成逃荒的乞丐。守门士兵见他满脸肿胀、说话含混，嫌弃地将他赶开，反而没有仔细搜身。
靠着这副模样，项与年终于避开封锁，抵达瑞金。关于具体日期，史料记载略有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情报送达发生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夕。中央负责人看到文件后，发现敌军的部署已经细到推进路线和封锁办法，继续留在原地硬守，风险极大。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从中央苏区撤离。10月10日前后，部队分批离开瑞金等地，随后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踏上战略转移的道路。长征并非因为一封情报才突然产生，而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难以继续坚持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那份情报的作用，是让转移变得更加紧迫，也使红军避免了继续按照敌方预设节奏作战。
蒋介石原本以为合围已经完成，得知红军撤离后十分震怒，下令追查泄密者。但知情范围极小，很多军官甚至不知道完整计划，调查始终难以找到明确结果。精心准备的封锁体系失去了原定目标，红军则在突围后进入新的战略空间。
莫雄后来因继续向中共方面提供帮助，多次受到蒋介石方面的怀疑和处置。项与年也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地方和工业建设。1956年，项与年邀请莫雄赴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叶剑英等人曾出面接待。那本带着血迹和汗水的字典没有留在战场上，却成为长征出发前最关键的一份情报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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