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结束后,马烽和西戎面对一摞民兵英雄的材料犯了难。大会表彰了124位民兵英雄,有神枪手,也有破袭能手、锄奸模范。若逐人介绍,报纸版面根本放不下;若只写一两个人,又难以呈现整个根据地的抗战面貌。

马烽提出,不如把这些真实事迹揉合起来,写成一部长篇通俗小说。这个想法很快得到报社编委会认可。社长周文建议采用章回体,因为这种形式老百姓熟悉,读起来也顺口。于是,一部后来广为人知的作品,先从报纸上的连载开始了。

但这部小说并不是坐在书斋里凭空构思出来的。马烽和西戎都在晋绥边区生活、工作过,接触过民兵、农民、基层干部,也亲眼见过日军“扫荡”和汉奸统治给乡村带来的破坏。小说中的许多人物虽然经过艺术加工,身上却能找到现实生活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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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烽原名马书铭,1922年出生于山西孝义。抗战爆发后,他中断学业,参加抗日游击队,先在宣传队工作,后来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1942年9月16日,他的短篇作品《第一次侦察》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

这篇文章篇幅并不算长,却让马烽真正找到了文学创作的方向。此前,他长期坚持写日记,做宣传、采访和编辑工作。那些从部队、工厂和农村搜集来的材料,逐渐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式:故事不能只追求惊险,还要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

西戎原名席诚正,1922年12月出生于山西蒲县。少年时期,他见过红军宣传抗日,也目睹过溃退部队给乡亲们造成的伤害。后来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进入抗日队伍,并在延安鲁艺学习。1942年10月31日,他的短篇小说《我掉队以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两人的经历不同,写作上的长处也不一样。马烽熟悉报刊编辑和民间故事,西戎有戏剧创作和基层工作的经验。一个善于提炼生活细节,一个重视情节推进。合作写作时,人物、故事和语言往往要反复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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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物,不能只写成一个好人。”

“那就让他在事情里显出性格。”

这样的讨论,决定了小说不会只安排单线条的英雄形象。雷石柱、孟二楞、武得民等人物,各有脾气和处境;他们既要拿枪斗争,也要种地、传递消息、掩护群众。抗战被写进了村庄日常,而不是停留在几场战斗之中。

1945年6月5日,《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连载,每周刊登一回。两位作者一边工作,一边搜集材料、拟定情节、分头写作。到1946年8月20日,全书连载完毕,共95回。由于写作和刊登几乎同步,文字粗疏、情节照应不足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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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来信指出,小说前文写一位老太太在敌人“扫荡”时遇害,后文却又让她提着鸡蛋慰劳八路军。这个细节说明,连载作品不仅接受作者安排,也经受着普通读者的检验。马烽、西戎认真保存来信,并据此修改明显漏洞。

1946年,两位作者整理了前37回,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上册。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期间,曾将这部小说带到重庆,并由《新华日报》连载,使作品进入国统区读者的视野。它写的是吕梁山,却并未被地域限制住。

真正意义上的定稿,出现在1949年。土地改革工作结束后,马烽和西戎集中修改全书,把原来的95回压缩为80回,篇幅约28万字。同年10月,北京新华书店将其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这个版本,才较为接近后来读者熟悉的面貌。

小说受欢迎,和语言风格有直接关系。吕梁方言、民间说唱、章回叙事和传奇情节交织在一起,读者容易进入故事。识字的人拿着报纸阅读,不识字的人便围坐一旁听讲。人物命运随着报纸一回回刊出,逐渐成为群众谈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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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写民兵,却没有把民兵简单塑造成脱离土地的战士。他们白天生产,闲时操练,敌人来时就利用地形、地道、地雷和夜袭展开斗争。所谓“劳武结合”,背后是根据地百姓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形成的生存方式,也是小说最扎实的现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吕梁英雄传》多次再版,并被译成日文、俄文、朝鲜文等文字。1977年底,马烽、西戎又应出版社约请,对全书重新校阅修改。2005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此时,马烽虽已于2004年1月去世,书桌上仍放着电视剧本的修改意见。

这部长篇小说的形成,靠的不是单一传奇人物,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构思。124位民兵英雄提供了生活根基,晋绥边区的报刊工作提供了传播条件,普通读者的来信则参与了作品的修订。它从报纸连载起步,经过反复打磨,最终成为一部记录吕梁军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