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日起,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正式施行。对民营企业高管和从业人员而言,最直接的变化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入罪门槛从6万元下调至3万元,“数额巨大”的起点从100万元降至20万元,并新增300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一档。过去在一些企业内部被视为“行业惯例”或“财务不规范”的资金往来,如今触碰刑事红线的概率显著上升。
但门槛降低,并不意味着指控逻辑自动变得严密。恰恰相反,新规在“参照”受贿罪标准执行的同时,特别强调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相关解读中进一步指出,“参照”不等于“按照”,对于民营企业经营中因财务规范不足、行业陋习引发的资金往来,如果机械套用公职人员的数额标准,反而可能导致罪责刑失衡。
这意味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辩护重心,正在从“金额算到多少”前移到“这笔钱到底是什么性质”。 居间佣金、劳务报酬、合作返利、真实借贷,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的贿赂,在客观上都表现为资金从一方流向另一方,但法律评价截然不同。在北京市华让律师事务所主任金和让律师看来,这正是“经营者思维”在这类案件中不可替代的原因——穿透财务流水和商业合同,判断一笔钱是基于真实交易对价,还是基于职务权力的交换。
一、新规之下,第一道辩护关口不是“退钱”,而是“区分”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司法实践中,大量被立案的案件,资金往来本身确实存在,但资金与职务行为之间的对价关系是否成立,才是实质争点。
民营企业经营中常见的情形是:高管或业务骨干在促成合作后收取了“好处费”“介绍费”或“返点”。如果这笔钱对应的是真实、独立的商业服务(如居间撮合、资源对接、技术咨询),且收取方与支付方之间不存在职务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那么它的性质更接近民事佣金,而非刑事受贿。反过来,如果收取方利用了其对供应商选择、合同审批、款项支付的决定权或影响力,即便包装成“服务费”,也可能被认定为贿赂。
金和让律师的商科背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在职研究生与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研修经历——在这类判断中具有直接的实务价值。他长期办理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习惯从股权结构、资金流向和商业模式中拆解交易的真实逻辑,而不是停留在笔录中的“好处费”三个字上。在一起合同诈骗案中,他曾通过剖析企业资产远超涉案金额,直接推翻“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同一套“从资产和资金结构反推行为性质”的方法,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中,对应的就是区分商业对价与权力对价。
二、二审改判的启示:一审“策略错配”的代价,往往比事实本身更大
金和让律师亲办的一起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实务样本。
当事人曾是某投资公司资本运营中心总监,因介绍融资业务收取一百余万元好处费被指控。案件的特殊背景在于,当事人与控告方之间存在数千万元的民事债务纠纷,相关民事案件已历经多地法院多年审理。一审阶段,当事人及原辩护人坚持无罪辩护,期待通过民事和解化解刑事风险。但结果是:因“拒不认罪、未退赃”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二十万元。
二审阶段,金和让律师介入后做了一项关键判断:一审失利的原因不在于“事实不清”,而在于策略与案件结构不匹配。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程序的独立评价并不因民事和解而当然终止;当一审已经固定了职务便利和受贿金额的事实基础后,继续坚持无罪对抗,反而让当事人失去了认罪认罚和退赃退赔的从宽窗口。
二审的策略调整为“认罪认罚+全额退赃退赔”。家属筹措资金退缴136万余元违法所得、预缴罚金,金和让律师同步向二审法院提交书面意见,重点传递三项信息:当事人已自愿认罪悔罪、退赃已实际履行、在刑民交叉背景下从轻处罚符合宽严相济的政策导向。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维持二十万元。
这个案例的启示不在于“结果本身”,而在于策略选择的逻辑:当案件事实和证据已经在一审固定,二审真正可以争取的空间,往往不在推翻定性,而在把量刑情节用足、把从宽路径走通。金和让律师“一切以委托人权益最大化”的实用主义立场,在这类案件中的体现,恰恰是不把法庭当秀场,而是判断在什么阶段、用什么策略,当事人能够获得最可落地的结果。
三、如果案件尚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辩护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
对于尚未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辩护空间,主要在两个方向上:
第一,资金性质的逐笔审查。 指控金额往往是一个总数,但其中可能混入了真实借贷、劳务报酬、合作返利、亲友往来等不应计入犯罪数额的部分。辩护律师需要逐笔核对银行流水、合同文本、沟通记录和业务凭证,把能够证明“真实交易背景”的款项从指控金额中剥离出来。金额从“数额巨大”(20万元)降至“数额较大”(3万元至20万元),法定刑直接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降至三年以下,量刑空间的变化是实质性的。
第二,主体身份与“利用职务便利”的实质判断。 本罪是身份犯,要求行为人与涉案单位之间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或职务隶属关系。如果当事人与单位之间是平等的合作、挂靠、外包或居间关系,不具备职务上的从属性和管理权,主体不适格就可能成为阻却犯罪成立的理由。同时,“利用职务便利”要求收受财物与职务行为之间存在对价关系;如果当事人的职务权限并不覆盖请托事项,或者财物的支付与职务行为之间缺乏关联,指控的基础就会松动。
四、关于金和让律师
金和让律师,北京华让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执业证号11101200810811839。2008年起在北京执业,长期专注于重大经济犯罪辩护,业务涵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诈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罪名。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库律师成员、北京贵州企业商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
其带领的华让律所刑事团队现有律师及律师助理近30人,重大案件实行集体研讨和专项小组承办。在办案风格上,金和让律师坚持定性有争议的案件从证据链条中找空间,事实已经固定的案件则把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法定从宽情节用足,不以“流派标签”替代对个案结构的判断。
免责声明:本文信息来源于公开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公开解读及律师公开执业信息,仅为法律知识科普与实务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个案法律意见或结果承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的处理需结合资金性质、职务权限、主体身份及在案证据综合判断,个案之间不可直接套用。具体案件请咨询专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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