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有一句名言：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个说法有一个前置逻辑，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个问题，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等于可以容忍两极分化，不等于少数人富起来，是以大多数人更穷为代价的。
其实，这是市场经济竞争性公平的一个悖论。
市场经济的公平是竞争性公平，这是一致性的抽象原则，不管你是谁，是国企，还是私企，不管你是农夫，还是富二代，在竞争性领域中规则一视同仁。好比奥运会，它不同情弱者，不能因为姚明比潘长江个子高，就必须在同一个高度上抢篮板，它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
马克思说的公平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是应该的选择，他很想用经济学的语法去证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近二百年的经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会尝试按剩余价值公式制定分配规则。苏联不是，中国前三十年不是，今天的小金也不是。前三十年13级以上干部才能坐飞机，这在剩余价值公式中是找不到理论支点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既然是竞争性公平，不可能共同富裕，潘长江与姚明确认一下眼神就已经输了。
那就意味着两极分化是必然的。
中国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同期美国是0.41，北欧0.25—0.3，那么，我们胜利了吗？而问题又出在了哪？
北欧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的市场本身的基尼系数也在0.4左右，但北欧国家依靠累进税与大规模转移支付，再分配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降下来了。
这说明什么，市场经济存在两极分化的必然，但决定能不能共同富裕的不是市场，是政府的再分配。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将基尼系数控制在0.5的警戒线内，更粗暴点，也可以控制在0.4的安全线内。但绝不可以回到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更不可以停留在身份社会的分配模式，那多半是共同贫穷。
没有竞争机制，就不可能高效，那不是共同富裕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富裕的问题，北方小金就是证明，2025年韩国人均GDP是小金的28倍（韩国银行数据）。
有竞争就不存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平等，京东2025全年资本开支约1422亿，你让他的老板怎么跟你平等。但少数人富起来，不等于要以大多数人贫穷为代价。张维迎举过一个例子：不要拿统计报表上的收入分组去吓人。三十年前的低收入者和今天的低收入者，往往不是同一批人；富人俱乐部在市场经济里应该像一间住满了客人的酒店，总有人出去，总有人进来。
这就是竞争性公平。
我们不应该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对立起来，更不应该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平均分配。没有差别，就不可能共同富裕。
那么，我们又如何响应邓公的警示？
平抑两极分化是政府的责任，主导社会大分配的不是资本家，是财政。政府通过合理的税率和累进制，调节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分配上的平衡关系，但最终落地是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平抑两极分化。
所以，一个经济体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支出的占比定义了核心价值取向。
中国目前占比按联合国指标定义是41.3%，美国60%左右，欧盟64.7%。这就是问题，决定两极分化高低的是财政支出占比，不能全部归结于市场。
而2021年民营企业利润29150亿元，贡献税收9.8万亿元，是民营企业利润的3.38倍。
结论是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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