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取材于德国历史上多位曾以男性身份生活的女性个案。
导演马库斯·施莱泽无意复原某一段历史传奇，而是将这些彼此相隔的经历重新拼合，以近似民间寓言的形式，审视直到今天仍未消失的性别分工角色，以及个人与社会边界之间的冲突。
《罗斯》
17世纪德国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女扮男装从军十年的罗斯来到乡村，继承阵亡战友留下的荒废农场，为漂泊的人生找到一处落脚点。
她对“成为男人”本身并无执念。“裤子里有更多自由，而它不过是一块布，于是我穿上了裤子。”异装对罗斯而言是一种通往自由的工具，可以让她在那个时代获得更多选择和行动空间。
罗斯几乎把每一种社会赋予男性的角色都完成得无可挑剔：
她是英勇的老兵，脸上被子弹击中的伤疤是她的勋章；她也是精明而宽厚的农场主，不仅把难以耕作的土地经营得井井有条，也不苛待雇工和女仆，还能够布下陷阱猎杀威胁村庄的熊，一度成为村民们的英雄。
为了扩张农场，她不得不答应另一位农场主的要求——迎娶他的长女。罗斯努力成为一个体贴的丈夫，教妻子苏珊娜识字，即使对苏珊娜生下的来路不明的孩子也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罗斯与苏珊娜组成的奇特家庭是全片最温柔、最接近自由的一块缝隙。那个来历成谜的孩子暗示着，这位温顺的农场主长女有一段黑暗过去。
但她从罗斯的“谎言”中找到了奔向自由的路径，找到了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方式。她们携手并肩，努力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罗斯用能力证明，所谓“男性职责”并不需要男性身体才能完成。可秘密暴露以后，她此前积累的声望顷刻失效。女仆选择告发她，并不是受到了亏待，而是她无法接受一个女人竟然可以成为自己的“老爷”。
罗斯的存在违背了现有常识，所以根据常识制定的规则无法约束她，在规则之上运行的社会共同体就存在着动摇根基的危机。
村民对罗斯的审判并非完全出于愚昧与残暴，反而是出自一种自洽的社会理性，这也是电影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尽管罗斯最终仍未逃过制度的惩罚，但她拿起笔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识文断字是她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获得的一项能力，此刻是她最后无法被夺走的财富。面对把她塑造成怪物和奇闻的小报，罗斯至少还保留着对自己人生的解释权。
在视听美学上，《罗斯》具有鲜明的欧洲作者电影气质。
影片以极致且对比强烈的黑白摄影，令人不禁联想到施莱泽曾以选角导演身份参与过的哈内克名作《白丝带》。
这种褪去色彩的画面不仅刻画了村庄的残酷、单调与狭隘，更隐喻了那个时代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而游走在性别与社会边界上的罗斯，正是撕裂这种两极分化状态的完美化身。
桑德拉·惠勒为罗斯这个高度寓言化的人物补上了真实的血肉。
继《托尼·厄德曼》《坠楼死亡的剖析》和《利益区域》之后，她再次证明自己极其擅长为具有强烈社会象征意味的角色，注入难以被轻易定义的复杂人性。
惠勒没有去模仿刻板的“男性气质”，而是先为罗斯塑造了一副真切的老兵躯体：
动作敏捷却克制，在高压之下会下意识地含住颈间那颗曾击碎她面庞的弹头。铠甲般的戒备与几乎赤裸的脆弱，交织在同一张面孔上。
凭借这一表演，惠勒实至名归地摘得柏林电影节最佳主角银熊奖——而这距离她凭《安魂曲》首度在柏林封后，正好跨越了二十年。
当影片步入尾声，施莱泽以直接的视觉符号向德莱叶的《圣女贞德蒙难记》致敬。逼近面庞的特写、失去平衡的构图，将不施粉黛的罗斯与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殉道者”联系在了一起。
罗斯与贞德面临着同一种绝境：一个鲜活而具体的人，被迫站在森严的制度面前，去绝望地解释自己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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