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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先生领我跨入史学研究的门槛

包世轩

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化局

商鸿逵先生离开我们已十个年头了,先生以其豁达的品格,以其渊博的学识溶入中国史学研究的时空。更以其教育的生涯,培育千百学子的勤奋,为人师表,融入北京大学校史的年轮。

初识商先生是在1978年的夏末秋初。那时我作为一名工人,在妙峰山支农,正好遇到区文化馆一些美术干部下乡写生,聊起地方风物,他们讲有个商传你应该认识一下。商先生的大儿子商传兄曾在门头沟区文化系统工作过,时已考取中国社科院明史专业研究生,但仍在门头沟领取俸禄。经引见遂得相识。进而得以登堂入室,径投先生门下聆听教诲。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燕东园家中拜见了先生,先生和伯母及孙辈正在品尝嫩嫩的煮玉米,一派浓浓的天伦之乐景象。先生清瘦的身材,颇富棱角的面容,睿智的目光充满着和蔼自信,令人倍感亲切慈祥。当时我向先生简略汇报了自己1974年以来自学的情况,并把正在进行《顺治出家传说在西山》的调查情况向先生叙及。先生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辅仁学志》给我参考,其中有孟森先生的顺治出家问题的考证论文。以后先生还在百忙中审阅过我的《关于顺治出家传说在西山》文稿。这篇2万余字的文稿,把顺治出家传说流传最集中的西山八大处一带,旗民人众的口述及流布情况做了记述和评论。以后向先生求教的机会就多起来了。先生因人施教,使我的成长进步受益颇多。先生说过:“书是要读六面的”。即为了研究一个历史问题,要把与此有关的方方面面的材料搜求完备,加以分析,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搞历史研究是个极苦的职业,想舒服就不要搞!没有吃苦的准备,别干这行。”先生又激励我“自学也可以成才,如果在《清史稿》中谁能找出200处毛病,并考证清晰,那他就是专家。”从这一角度激励我多读书,多留心问题,树立学习的毅力,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这种长谈印象最深的有三四次,每去求教先生,伯母就把我引入先生小小的书斋兼写作间,窗台上的几盆花木永远是青翠盎然的,窗前是写字台、坐椅,两壁都是老式的书架书柜,里面摆有满满的各种典籍,商伯母每次都是彻上清茶,即退身关上书房门。把时间留给先生和我。话题多是清史的,更多的是作学问的方法。请教过阿巴泰、耿聚忠、显亲王丹臻等,每每都得到具体的指导。先生亦谈到治史要从大处着眼,审视一个时代的利弊得失,多留心历史上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表现方式。有一次谈到在图书馆查阅资料,见到先生青年时期著述的《赛金花本事》。先生动情地讲述道:因为搞这个课题,有人提出非议,堂堂的史学系学生,怎么能为妓女作传!差点开除我的学籍,因胡适之、刘半农、孟森先生力排众议,才度过难关。还有一个冬日,我因需查阅二部善本书,《四镇三关志》、《燕史》,需到北大图书馆善本部。按约,先生于早饭后,带我冒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图书馆,把我介绍给工作人员,顺利地阅读了这两部抄本古籍。至今摘抄的几十页资料,我还珍藏着。每忆至此,怀念顿生,心中酸楚,不禁下泪。1980年我走上文博工作岗位,同年北京史研究会成立,先生被北京市社科所(院)聘为该会领导,接触的形式就更多一些,他为北京史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市这方面工作的开展和深化。这期间先生看到我写的论文《金元之际大周朝元元年考》、《辽玉河县辖界考》等,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自从1978年得到先生指教,先生说过:“你这个学生我收下了”的时候起,短短几年,居然看到自己指导的晚辈能在北京史研究上小露头角,先生能不欣慰吗!这期间先生也曾流露,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让我把外语攻一攻,讲:“日语有半年功夫,你可以过关的。”我自愧愚笨,学历太浅,虽经努力,终归未敢一试。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永久的遗愧了!

先生因人施教,把我这么一个68届初中生,直接引入创造心境,授之我们做学问的方法,激励鞭策,促我勤奋努力,谆谆教诲令我永世难忘。真正将我领入研究门槛的是敬爱的商鸿逵先生。

1983年初,北京文物界评定职称,商先生又亲自向有关部门写出推荐意见,并约请北京史研究会另一位顾问单士元先生一同签字保举。商全学兄曾把先生对我的褒奖告我:“这个小包,以他的勤奋,以后必定有发展。”并让商全向我学习。闻听此言,我还敢懈怠吗?直到现在,我一直不敢松懈,不能辜负先生的期望。十几年来,我从一个自学青年,成长为一名有所发见和成果的中级文博专业工作者。并于今年得到市科干局特别批准,可以参加副研究员的评聘。对我来讲,自己的成长过程,完完全全得力于先生的激励和指导。

在纪念商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时刻,我要奉出一份清史人物材料,权做一个后学对清史研究前辈商先生的一份礼品吧。

博尔屯,清初重臣,清史籍略有提及,其身世因受贬晚年凄凉。1984年夏文物调查时,在门头沟区田庄乡淤白村发现博尔屯自叙其生平的石碑一块。碑为汉白玉石质,满汉文合璧,额题“青史”,碑无标题,姑且称为《博尔屯自叙生平碑》。

碑全文曰:

原任议政大臣、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镶白旗护军统领、参赞定边大将军、军务大臣褒绩公博尔屯自叙一生职守,以贻兄弟后裔曰:古云碑与史异,史善恶兼载;碑独书善而不书恶。故人虽有大恶匿而不书,举微善以为大善,勒石以欺后人,诚何益哉。

予乏后裔,兄弟之子又皆艰窘,势不能为予立碑,节欲勉力为之,而吾亦无善行可录,以垂后世,惟自书历官年月以志墓焉云尔。

予生于康熙二十一年岁次壬戌三月十八日,十岁而孤,遂承袭一等男爵。年十九补授三等侍卫;年二十三升授二等侍卫;年三十一调补云麾使;年四十一升任护军参领;年四十五,二月升授散秩大臣,由散秩大臣升授镶白旗护军统领,八月承袭一等公爵,十一月兼授议政大臣。年四十六授为阿尔台军营参赞军务大臣,领兵出征;年四十九补授镶黄旗满洲都统,又授为内大臣;军营九载曾不遇敌,驽骀未效常抱恨焉,后领察哈尔兵丁,因倒毙马匹过多革职,年五十五自军营回都。

窍思谚云:士子积学数年,虽甚贯通犹必赖三世积德,然后福及子孙。予赋性愚拙,幼失咕哔,所以叼列人臣者,亦由先人积善之所致耳。昔相者谓予年六十九而卒。噫予何人斯而得享此福寿,犹未足欤。侄辈悯予乏嗣,莫违予言。乾隆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立。

本文原载《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78—396页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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