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一生著述颇丰,然长期未能系统刊印,散佚严重。幸赖前代学人不懈搜集、整理与传抄刊刻,方使蒲氏遗著得以传世。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蒲松龄画像

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蒲松龄研究逐渐由零散记述走向自觉的文献整理与系统考证,现代意义上的“蒲松龄研究”初具雏形。在此奠基阶段,山东地区涌现出一批致力于蒲氏遗著搜集与整理的学者,刘阶平、路大荒、马立勋等人均为其中代表。

刘阶平(1906—1992),原名刘廷芳,山东潍县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先后任职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国民政府,曾任中央大学及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1949年迁居台北。

虽身为经济学家,他却因深挚的乡邦文献情怀,投身蒲松龄研究,前后耕耘半个多世纪,相关著述数量可观,为蒲松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刘阶平的学术历程因个人境遇、时代变迁及研究重心的变化,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大陆时期的开拓与奠基(1931—1948)、赴台后的整理与深化(1950—1979)以及晚年的总结与交流(1980—1992),各阶段均有重要的成果问世。

尽管其贡献曾一度未获充分关注,刘阶平仍是蒲松龄研究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学者。本文拟通过梳理其学术历程与主要贡献,介绍刘阶平在蒲松龄研究史上的先驱地位,并以此个案,反观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传承与流变的复杂情况。

一、刘阶平的蒲松龄研究历程

(一)大陆时期的开拓与奠基

刘阶平对蒲松龄遗著的搜集整理,始于一种“文献忧患意识”。1931年,因调查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劫后情况,刘阶平返回故乡,亲历典籍流散之痛,由此开始关注地方文献的保存与整理问题[1]。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刘阶平《杨氏海源阁藏书楼概略与劫后之保存》

其间,他拜访老师丁稼民[2],在其家中留居数日。二人话古今书劫,言谈间涉及蒲松龄的诗词创作,丁氏遂将自己所藏的《聊斋诗草》及多种上海铅石印本聊斋诗文集借予刘阶平研读。由此,刘阶平愈发认识到系统搜集蒲松龄遗著的学术价值,正式走上了蒲松龄研究的道路。

刘阶平的研究初以编纂蒲氏年谱为中心,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遗稿材料。1933年,在读到《新月》杂志所载胡适的《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与徐志摩的《〈醒世姻缘〉序》两篇文章后[3],刘阶平将近年所获材料与见解加以整理,形成《蒲留仙先生的全部遗著》一文[4],发表于《国闻周报》,集中介绍了当时他所了解到的三十四种蒲氏遗书[5]。

在蒲松龄遗著尚未得到系统搜集的背景下,刘阶平所列书目中“知其目而未观其书者”占了大半[6]。这份目录虽不完备,甚至收录了当时被误归为蒲氏所作的《醒世姻缘传》等作品。

但其开创性意义在于,它首次尝试介绍蒲氏遗著的总体面貌,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补充与修正的文献框架。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

《国闻周报》的《编辑后记》中评价,该文“虽不必称为杰作,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相当地位的”,并特别指出刘阶平“曾为蒲留仙编年谱,对于蒲氏的遗著是下过搜罗的功夫的”[7]。这一评述,足见刘阶平在早期蒲松龄文献整理中的开拓性贡献。

这篇文章发表后,随即引起学界关注。路大荒读罢,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聊斋志异初版时间考证》和《蒲柳泉先生遗著补考》两文,对刘阶平的研究予以补充和回应[8]。此举并非简单的商榷,而是一场学术接力。路大荒在《补考》中开篇即盛赞刘阶平编订年谱乃“何等的快事”[9],自此,两位先生将对方视为学术同道,书信往来,互赠资料,共同构筑蒲松龄研究初期的文献基础。

此后十余年,刘阶平持续在各报刊发表研究文章,研究主要围绕蒲氏遗著的搜集与考辨展开,先后刊出《蒲留仙遗书漫记》(1935)、《谈谈〈聊斋志异拾遗〉》(1936)等文,专注于版本源流梳理与真伪辨析,研究功力日益扎实。

刘阶平于1948年发表的《蒲留仙遗著考略》一文[10],系其大陆时期近二十年研究之总结。文章分为“蒲留仙传略”“聊斋志异与遗稿”“文集与杂编”“诗集与词集”四部分,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当时可见的蒲松龄各类遗著的版本系统与流传情况。

文中,他判定路大荒所藏康熙抄本为当时所见最佳《聊斋志异》抄本;初步厘清了“聊斋志异拾遗”的版本系统;并对《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归属问题提出了审慎质疑。

此文在刘阶平的学术生命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标志着其文献研究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刘阶平赴台后,诸多后续工作也可视作在此基础上的延伸与深化。但由于此文发表正值时局动荡之际,未能引起国内学界的充分关注。

总体而言,大陆时期的刘阶平以文献搜集与版本研究为重心,尽管当时的工作未尽完备,但为此后蒲松龄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起点。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聊斋编年诗集选注》

(二)赴台后的整理与深化

1949年迁居台北后,刘阶平与大陆学界的直接联系一度中断,亦难获取大陆新发现的文献与研究成果。在此条件下,其工作重心逐渐从文献发现,转向对既有资料的深度整理与出版,进入更为成熟的“整理与深化”阶段。

在此阶段,刘阶平逐步展开大规模的整理与选注工作,系统推进蒲松龄遗著的出版。1950年出版的《蒲留仙遗著考略与志异遗稿》,汇集了其大陆时期的相关成果。

1965至1975年间,他先后编注出版了《聊斋遗稿辑注》《聊斋编年诗集选注》《文集选注》《词集选注》及《通俗戏曲选注》五部专著,并于1975年汇辑为《聊斋全集选注》。这套选注体系完备、考证严谨,较为系统地呈现了蒲松龄多体裁创作的文学世界,成为此后数十年台湾地区蒲松龄研究重要的基础文献之一。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蒲留仙传》

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化,刘阶平于1970年出版了《蒲留仙传》一书——这是他最具影响力、亦最为本人所重视的著作。该书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在系统介绍蒲松龄生平的基础上,广纳海内外既有研究成果,并为蒲氏遗著编制了详细目录,标志着其研究从专题考证走向体系性总结。

刘阶平曾多次撰文忆及此书的成书过程,此书系其1968年“就行箧所存,有关蒲氏生平行实,汇纂编次”而成[11]。他还曾特别提及:“时吾友日照王献唐长山东图书馆,每遇有蒲氏短简残篇,必为之远道寄赠。时淄川老友路大荒,每有新发现亦时以邮闻。荷诸师友之投稿赠纻,因所积益多,来台北后再从事编整,得缀成《蒲留仙传》稿。”[12]

由此可见,这部著作的成书既得益于所藏文献在战乱中得以保存,更离不开大陆时期诸多学人的襄助。

关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问题,刘阶平亦提供了新回应,他于1976年发表《〈醒世姻缘传〉作者西周生考异》一文,重申己见并提出两项新证,推动了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此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刘阶平仍展现出开阔的国际视野。他较早注意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聊斋文库”所藏文献的价值。

该文库所藏资料主要源于平井雅尾旧藏,这批藏品中虽含蒲松龄手抄诗集、蒲氏族谱等珍本,但也混杂了大量号称地方所传的伪作[13]。

1953年藤田祐贤对该文库进行整理,编成《庆应义塾大学所藏聊斋关系资料目录》,对其中托伪与存疑文献进行标注,该目录于1955年发表于《艺文研究》。通过自身考辨以及与柴田天马等学者的交流[14],刘阶平逐条审查其中所列文献,剔除重复及明显无关条目,最终厘定为三百八十种,撰成《日本庆应大学藏平井雅尾集留仙书目》一文,附于《蒲留仙传》书末。其研究较早揭示了该批材料中伪作混杂的情况,为学界利用该批文献提供了便利。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蒲松龄手钞蒲氏族谱 聊斋草》

受历史条件所制,这批材料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进入大陆学者视野。刘阶平是最早关注并深入辨析该批材料的中国学者。

但学界对庆应大学所藏聊斋遗著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仍较显滞后,刘阶平的相关研究也未获足够关注。在两岸学术交流几近停滞的历史条件下,刘阶平是少数能够持续关注并回应国际蒲松龄研究动态的中国学者,其相关工作因而具有独特的学术史意义。

(三)晚年的交流与总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刘阶平的学术生涯也步入了总结与回望的阶段。

1982年,台北天一出版社推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汇编”丛书,其中《蒲留仙的著作》《蒲留仙》《〈聊斋志异〉的版本》《研究聊斋的专著序目》等卷,均收录了刘阶平的多篇论文[15]。

《蒲留仙的著作》一卷收录其文九篇,篇幅已近全卷之半。这一比重,显示出刘阶平在蒲松龄遗著搜集与研究领域的地位。丛书所收内容,涵盖其在大陆及台湾两地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从《蒲留仙传》中辑出的篇目,是刘阶平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16]。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线装本《蒲留仙传》

1985年,刘阶平出版了学术生涯的最后一部著作《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17]。他在前言中说明,此书的编纂源于《蒲留仙传》出版后在海内外引发的广泛关注。

在此背景下,他“复承同好纷纷怂恿”编撰蒲氏年谱,以记其编年行实[18]。在编纂体例上,他依据蒲松龄生活地点的变迁和写作的关键转折,将其一生划分为五个阶段,以期更直观地呈现蒲松龄在各人生阶段的主要活动与创作实践。在叙述上,他注重史料的筛选与整合,避免重复,追求叙事连贯,因而整体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路大荒所编年谱更侧重史料的准确性与真伪辨析,常引录原文并详加校勘,旨在通过扎实的辑佚与考证“重建”蒲松龄的生平与著作之本来面貌。两种编纂思路各有侧重,彼此互补,参看便于研究者全面把握蒲氏生平。

《年谱》书末附有《蒲氏世系表》和刘阶平编订的《蒲氏遗书目录》,并收录了他对聊斋手稿、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和四部近世坊间伪书的考辨文章。此书可视为刘阶平蒲松龄研究生涯的总结与最终定本。

这一时期,刘阶平也逐渐重建了与大陆家人及学界的联系,进入晚年的刘阶平仍心系蒲松龄研究的发展,并积极推动两岸学术往来。

1989至1990年间,他分次将《聊斋全集选注》《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清初鼓词俚曲选》及《蒲留仙传》四部主要著作,托人辗转寄送给山东省蒲松龄纪念馆[19]。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清初鼓词俚曲选》

1990年,八十四岁的刘阶平又亲撰长信致蒲松龄纪念馆,回顾自1933年发表《蒲留仙先生的全部遗著》以来五十余年的研究历程。信中他再度感谢师友襄助,并着重阐述其晚年关注的两大议题——蒲松龄年谱编纂与《醒世姻缘传》作者辨伪,信末还附列了其编研的十一部著作的基本信息。

这一阶段,刘阶平的学术形象已超越单纯的研究者,成为特殊历史时期维系蒲松龄研究传承、推动其跨越海峡重新连接的纽带。

二、刘阶平对蒲氏遗著的整理与考辨

刘阶平对蒲氏遗著的研究,始终围绕“何为可信的蒲氏著作”这一问题展开。他一方面通过考证不断扩充可据文献的范围,初步厘清了《聊斋志异》的版本系统与遗稿来源,并对多个关键版本的价值作出前瞻性判断;另一方面又以审慎的方法剔除伪作与误收文本,为蒲松龄遗著建立起清晰而可靠的文献边界。以下将从三个方面详细介绍其主要学术贡献。

(一)“聊斋志异拾遗”的搜集与版本谱系初建

自晚清以来,《聊斋志异》广为流传,各类刊印本多依青柯亭刻本为底本。青本在刊刻过程中经赵氏编选,部分篇目未被收录。为求恢复原作面貌,民间渐兴以抄本与刻本互校之风,“读者每取藏抄本与刊本校读,间有录其溢出于刊本者篇文,辑为一编”[20],冠以“补遗”“逸编”“拾遗”“遗稿”等名目刊行。此即“聊斋遗稿”与“聊斋拾遗”等辑本的由来。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聊斋志异遗稿辑注》

1935年,《人间世》刊载了一系列关于“聊斋志异拾遗”的文章,包括林名均的《成都刘氏所藏写本聊斋志异》、陈荦的《记聊斋志异拾遗》和籍灵和的《聊斋志异逸编》[21]。三文分别对刘黎仙藏黄炎熙抄本、得月簃丛书本与刘滋桂刻本加以介绍,多止于描述与抄录。

刘阶平较早认识到“聊斋志异拾遗”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并持续展开研究:前期着力于各版本的搜集与优劣判定,后期转向版本系统的源流梳理。

1936年,刘阶平发表《谈谈〈聊斋志异拾遗〉》一文[22],介绍他所搜集的三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拾遗”,分别为:北平聚珍堂本(收录五十余篇)、上海中华图书馆铅印本(收录二十七篇)和上海蟫隐庐书店本(收录四十二篇)。其中铅印本《聊斋志异拾遗》正是《中国小说史略》所提及的版本。

经对比,刘阶平发现铅印本和蟫隐庐本不仅篇目无一相同,文笔也不相似。为进一步考证,刘阶平又分别参考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及四川华西大学刘黎仙所藏的两种《聊斋志异》旧抄本,将其中未被青本收录的遗文与蟫隐庐本互校,发现篇目大致相同。而聚珍本与蟫隐庐本内容、篇目亦大致相同,且印刷更为精良。

据此,刘阶平判定其收得的聚珍本是当时所见收录最全的“聊斋志异拾遗”版本,而二十七篇铅印本的“聊斋志异拾遗”为托伪之作。不过,聚珍堂本当时不在刘阶平手中,未能与蟫隐庐本做细致比勘。二者的版本源流问题,直到1948年《蒲留仙遗著考略》中才得以系统解决。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蒲留仙遗著考略与志异遗稿》

同年,刘阶平又根据聚珍堂本编校成《聊斋志异未刊稿》一书,收录五十六篇,刊印百册,分别寄赠中外友人;该书亦刊载于《农村合作月报》[23]。

刘阶平于1948年发表的《蒲留仙遗著考略》一文中,再次系统谈及“聊斋遗稿”问题,将其界定为“赵刻本(即坊间流行本)所未收入的篇目”[24]。

他将其所见志异遗稿归入两个版本系统:其一为道光四年(1824)段雪亭序本(题作“聊斋志异遗稿”),共五十五则,不分卷。光绪四年(1878)聚珍堂翻印本和1936年刘阶平自印的《聊斋志异未刊稿》皆源于此本。其二为得月簃丛书本《聊斋志异拾遗》,收录四十二则,不分卷。上海蟫隐庐书店铅印本及南京国学图书馆藏花近楼丛书抄本均属此系统。

随后刘阶平又将路大荒辑校的二十二则“路辑本”同上述段序本、得月本对勘[25],并以表格形式清晰呈现六十七则遗文在三个版本中的存录情况,进而推测这些未被青柯亭本收录的篇目,可能属于赵起杲在编辑时因“意味平浅”[26]而删去的部分。随后,刘阶平将《考略》中这一部分单独整理成文,以《聊斋志异与遗稿》为题发表[27]。

至此,刘阶平在大陆时期已基本完成了对“聊斋遗稿”从早期现象关注、具体版本辨析到谱系构建的研究过程。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增图补校但刻聊斋志异》

(二)对重要抄本的发现和价值重估

在重要抄本的发现和价值重估方面,刘阶平亦展现出敏锐的学术眼光与持久的探索精神。早在《蒲留仙遗著考略》一文中,他即明确指出,经十余年搜集,路大荒藏康熙抄本为所见最佳抄本,青柯亭刻本为最佳刻本[28]。这一判断在当时颇具前瞻性,也使他成为较早系统关注并阐述康熙抄本重要性的学者。

然而,由于此文发表于动荡之际,其见解未能立即引发学界回响。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经任笃行、袁世硕等学者的持续考证,康熙抄本的价值方为学界普遍认识[29]。

赴台初期,刘阶平长期难以及时获取大陆的新见文献与资料,待恢复往来后,他立即对新获材料展开分析探讨。

刘阶平于1982年在台北《书目季刊》发表《从聊斋手稿说到铸雪斋抄本》一文[30],次年又扩充出版为《聊斋手稿与铸雪斋抄本研述》一书。在相关研究中,刘阶平引录殿春亭主人跋文,考定铸雪斋抄本为张希杰于乾隆十六年(1751)据雍正元年(1723)朱氏殿春亭过录本转抄而成,而朱氏过录本所据,则是张作哲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从蒲家借出的《聊斋志异》原稿。

据此,刘阶平认为朱氏本系据蒲松龄原稿过录,铸雪斋抄本又由朱氏本传出,是这一系统的分支,并称其“无一字句因避讳时忌而妄加修窜”。

在当时尚未发现并系统考察其他早期抄本的情况下,刘氏认为铸雪斋抄本较青柯亭刻本更接近原著,并将其视为当时所见最早、最完整的抄本,因而在恢复《聊斋志异》文本原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聊斋手稿与铸雪斋钞本研述》

而在大陆学界,围绕铸雪斋抄本的研究在同期尚显迟缓。正如袁世硕指出的,1974年影印本与1979年排印本所附的“出版说明”,乃至张友鹤在《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后记”中的论述,均停留在介绍的范畴,缺乏深入考辨[31]。尽管路大荒于1961年已做出了相关考证,但其成果长期未获关注。刘阶平所完成的系列考辨,也未进入大陆学界的讨论视野。

(三)伪书的考证问题

蒲松龄的生平境遇与文学创作均具特殊性与复杂性,使得作品辨伪成为蒲松龄研究中一项贯穿始终、无法回避的关键议题。刘阶平在研究中重点辨析了四部伪书。

首先是前文所述的上海中华图书馆1913年石印本《聊斋志异拾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提及该版本:“又有《聊斋志异拾遗》一卷二十七篇,出后人拾掇;而其中殊无佳构,疑本作者所自删弃,或他人拟作之。”[32]

刘阶平在后续多篇文章中指出,此本所收篇目与其他“拾遗”版本差异明显,无一目相同,而且“文笔浅陋粗俗,和整洁隽永的《志异》迥不相同”[33],确为伪作。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聊斋全集选注》

其次,刘阶平亦对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聊斋全集》中所收的《聊斋诗集》和《聊斋笔记》予以考辨。

在《蒲留仙遗著考略》的“诗集与词集”部分,他便梳理了当时所见的三种《聊斋诗集》,其中两种抄本均见于其师丁稼民处:一为抄自同邑高瀚生藏本的《聊斋诗草》;二为王沧佩藏本《聊斋诗集》。第三种即为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聊斋诗集》两卷。

他指出,该版本收录诗作二百六十二首,皆系伪作,当为后世文人据《志异》及蒲氏其他文章编演捏造而成。同时他也判定,同属此集的《聊斋笔记》内容抄自各类散籍杂书,文笔粗浅,亦属伪作。

最后是刘阶平长期关注的《醒世姻缘传》的作者问题。研究初期,在阅读胡适考证原文前,他曾接受当时学界流行的观点,将之归为蒲氏所作。

1948年,在《蒲留仙遗著考略》“《醒世姻缘传》与鼓词”一节中,刘阶平首次陈述己见。他在介绍所见的三种《醒世姻缘传》版本的基础上,对胡适的“西周生即蒲松龄说”提出商榷。

文中他逐一辨析了胡适的两项核心论据:一是杨复吉《梦兰琐笔》所载鲍以文之言,称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二是胡适认为《醒世姻缘传》在结构、内容上与《聊斋志异》中的《连城》故事存在相似性,且文中多用山东乡谚土语,与蒲氏俚曲的文词相似。

关于前者,刘阶平指出鲍以文的生活年代距蒲氏已有五六十年之久,其间并无其他文献佐证此说,且《梦兰琐笔》多载传闻,难为确据。至于后者,他认为行文结构与文词的相似仅可证“西周生”为明清之际的山东文人,而无法确指为蒲松龄。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清同治九年刊本《醒世姻缘传》

在此,刘阶平也提出《醒世姻缘传》《聊斋白话韵文》以及此文中所列的鼓词七种,均无确证可断为蒲氏作品。

关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问题,刘、路二人早在1946至1947年间即有书信进行讨论,并持相似见解[34]。路大荒亦于1955年在《光明日报》发表《聊斋全集中的〈醒世姻缘传〉与〈鼓词集〉的作者问题》一文[35],论证“西周生”非蒲松龄。

1976年,刘阶平又于台湾《书目季刊》发表《〈醒世姻缘传〉作者西周生考异》一文[36],作为对胡适来台演讲的回应。

他在坚持原有立场的同时,提出两项新证:

其一,他考证出《醒世姻缘传》在日本《舶载书目》中有记录,时间是享保十三年(清雍正六年,1728年),这个时间“距留仙最早的著作及最早出版的聊斋志异,尚早在几十年的事”。这意味着,当这本书在日本被记录时,蒲松龄的主要著作可能还未成书或刊行。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舶载书目》

其二,他在编注《清初鼓词俚曲选》时注意到,蒲松龄《禳妒咒》中,第八出《花烛》的“撒帐先生”及第二十四出《挞厨》等处的部分情节与词句,与《醒世姻缘传》存在一致之处。

由此他进而推测,《醒世姻缘传》的成书时间可能早于蒲松龄其他作品,蒲氏创作或曾受其影响。1990年致蒲松龄纪念馆的信函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两项论据。刘阶平的持续考辨,为此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除上述内容外,刘阶平的学术生涯始终贯穿着辨伪考证这条支线,如对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所藏文献的考辨等工作,皆为其例,兹不备举。

三、刘阶平治学的特点与学术史意义

纵观刘阶平的学术生涯,他偏重实证研究,尤重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辨,学术工作以文献为中心展开。他的蒲松龄研究不仅在时间跨度和成果数量上持续、稳定,更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鲜明而一贯的特征。

自1933年发表《蒲留仙先生的全部遗著》起,刘阶平便将“蒲氏全部遗著”作为研究对象展开讨论。他对《聊斋志异》版本及蒲氏诗文进行了系统整理,并长期重视蒲氏杂著与俚曲,致力于恢复蒲氏作品的全貌。

在此过程中,他不仅关注新见资料,较早发现了康熙抄本等文献的独特价值。同时还以超前的学术眼光,将“聊斋志异拾遗”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厘清了其版本系统。这些都为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聊斋词集选注》

此外,刘阶平对新见文献与存疑资料亦多有考辨,逐步补充和完善蒲氏遗著的整理工作,揭示了蒲松龄创作的广度与复杂性,拓宽了蒲松龄研究的边界。

在搜集蒲松龄遗著的过程中,刘阶平接触了大量的鼓词与俚曲,学术兴趣也延伸至这一领域。在大陆时期,他曾在《东方杂志》和《人间世》上发表多篇关于“木皮词”作者考证的文章,考定作者为贾凫西,相关成果后收录于1980年出版的《阶平文存》。1982年刘阶平编著的《木皮散客鼓词》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

此前,刘阶平还编辑了《清初鼓词俚曲选》,于1966年出版,汇集了大量珍贵的俚曲和鼓词抄本,为清初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刘阶平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学术视野,积极参与学术交流。除与路大荒往来密切外,他亦与王统照、王献唐、傅斯年、恒慕义、柴田天马等海内外学者建立了联系,通过书信与资料往来,共同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这使他的学术工作始终处于互动的学术环境中,不断吸收新材料与新观点,也将蒲松龄研究推向更广阔的学术领域。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聊斋通俗戏曲选注》

刘阶平的治学品格同样值得注意,其研究基于乡邦情怀,却并未止步于情感认同,而是落实为严谨而持久的学术实践。

1990年致蒲松龄纪念馆的信中,他称赞纪念馆“阐扬淄川清初蒲氏生平著述,阐扬乡邦文献,辅翼中华国光”[37],此语既是对纪念馆与大陆学人的肯定,亦可视为其自身学术追求的写照。

据其胞妹刘凝慧回忆,刘阶平年近八旬时,仍每夜伏案写作至凌晨三四点钟,他曾坦言:“我不求名利,只为研治学业,精神有所寄托……”[38]在健康日益衰退的情况下,他依然保持着对学术的热情与追求。他虽曾有意亲撰回忆录,终因年高体衰,未能如愿。此类自述材料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人全面认识其学术生涯与研究脉络的难度,也成为其贡献长期未获充分认识的原因之一。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一批学者的生命轨迹与学术事业,因时代变迁而横跨海峡两岸,他们的贡献因而承载了学术之外的文化意义。刘阶平正是其中代表,其研究既保存了大陆时期形成的文献学传统,又通过台湾学术环境延续并传播这一传统,具有超越个人研究史的学术史价值。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阶平文存》

总结来说,刘阶平倾注近六十年心力于蒲松龄研究,其用力之久、著述之丰,均为同时代学者中所少见。他以年谱补正、佚文搜集、版本考辨等实证工作,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材料和文献框架。

其成果在二十世纪蒲松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奠基意义,堪称现代蒲松龄研究的重要先驱,值得在学术史中得到更为充分的认识与评价。

附:刘阶平主要著述简表

一、 专著

序号

书目名称

册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

《清初鼓词俚曲选》

全四册

台湾正中书局

1966

2

《聊斋志异遗稿辑注》

全一册

台湾中华书局

1969

3

《蒲留仙传》

全一册

台湾学生书局

1970

4

《聊斋通俗戏曲选注》

全一册

台湾中华书局

1970

5

《聊斋词集选注》

全一册

台湾中华书局

1970

6

《聊斋编年诗集选注》

全一册

台湾中华书局

1974

7

《聊斋全集选注》

全上下集

台湾中华书局

1975

8

《聊斋文集选注》

全一册

台湾中华书局

1975

9

《增图补校但刻聊斋志异》

全四册

台湾学生书局

1978

10

《阶平文存》

全一册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0

11

《木皮散客鼓词》

全一册

台湾正中书局

1982

12

《聊斋手稿与铸雪斋抄本研述》

全一册

台湾中华书局

1983

13

《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

全一册

台湾中华书局

1985

二、主要期刊文章

序号

篇名

刊载信息

发表时间

1

《蒲留仙先生的全部遗著》

《国闻周报》第10卷第27期

1933

2

《蒲留仙墓碑疑案和稿目补校》

《国闻周报》第10卷第38期

1933

3

《木皮词的作者考》

《东方杂志》第30卷第16期

1933

4

《木皮词的作者考补录》

《东方杂志》第31卷第23期

1934

5

《蒲留仙遗书漫记》

《人间世》第36期

1935

6

《记“江湖鼓词”本的木皮词》

《人间世》第40期

1935

7

《谈谈〈聊斋志异拾遗〉》

《西北风》第6期

1936

8

《聊斋志异未刊稿》

《农村合作月报》第2卷第3期

1936

9

《蒲留仙遗著考略》

《东方杂志》第44卷第10期

1948

10

《聊斋志异与遗稿》

《中华时报》11月15日、22日

1948

11

《关于〈清初鼓词俚曲选〉》

《书目季刊》第2卷第1期

1966

12

《〈醒世姻缘传〉作者西周生考异》

《书目季刊》第10卷第2期

1976

13

《增图补校但刻聊斋志异弁言》

《书目季刊》第11卷第1期

1977

14

《志异撰写与评注及稿本、抄本、刊本》

《书目季刊》第11卷第1期

1977

15

《从聊斋手稿说到铸雪斋抄本》

《书目季刊》第16卷第1期

1982

注释:

[1] 刘阶平《杨氏海源阁藏书概略与劫后之保存》,《东方杂志》,1931年第28卷第10期。

[2] 丁锡田,字稼民,室名十笏园,潍县人。富藏珍本,尤重山左乡邦文献。

[3] 胡适《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新月》,1932年第4卷第1号;徐志摩《〈醒世姻缘〉序》,《新月》,1932年第4卷第1号。

[4] 刘阶平《蒲留仙先生的全部遗著》,《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27期。

[5] 三十四种遗书具体包括:诗集六卷、《聊斋志异》十六卷、文集四卷、聊斋词集一部、杂著五种、戏三出、俚曲十四种、鼓词七种和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

[6] 刘阶平《蒲留仙先生的全部遗著》,同上。

[7] 《国闻周报·编辑后记》,1933年第10卷第27期。

[8] 路大荒《聊斋志异初版时间考证》,《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36期;路大荒《蒲柳泉先生遗著补考》,《国闻周报》,1934年第11卷第30期。

[9] 路大荒《蒲柳泉先生遗著补考》,同上。

[10] 刘阶平《蒲留仙遗著考略》,《东方杂志》,1948年第44卷第10期。

[11] 刘阶平《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前言,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5年,卷首第2页。

[12] 刘阶平《刘阶平致蒲松龄纪念馆函》,潍城区政协文史外事委编《潍城区文史资料》,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51—255页。

[13] [日]庆应义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庆应义塾大学所藏聊斋关系资料目录》,《艺文研究》,1955年第4期。

[14] 刘阶平《日本庆应大学藏平井雅尾集留仙书目》,《蒲留仙传》,台北:学生书局,1970年,第254页。

[15] 崔相翼等著《蒲留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2年;罗尔纲等著《蒲留仙的著作》,同上;刘阶平等著《聊斋志异的版本》,同上;刘美华等著《研究聊斋的专著序目》,同上。

[16] 丛书中刘阶平所著篇目包括:《蒲留仙先生的全部遗著》《蒲留仙先生与其遗著漫记》《蒲松龄先生的研究》(上、下)《〈聊斋志异〉的撰写》《日本庆应大学藏平井雅尾集留仙书目》《蒲留仙遗著》《蒲留仙抄录遗迹》《蒲留仙文献》《蒲留仙遗书漫记》《〈聊斋志异〉的稿本抄本及刊本》《现代各种语文〈志异〉译本》《增图补校但刻〈聊斋志异〉弁言》《〈志异〉撰写与评注及稿本抄本刊本》《蒲松龄先生作品的研究》(上、下)《〈聊斋志异〉的挚友序及题词》。

[17] 刘阶平《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5年。

[18] 刘阶平《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前言,同上,卷首第2—3页。

[19] 刘阶平《刘阶平致蒲松龄纪念馆函》,潍城区政协文史外事委编《潍城区文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51—255页。

[20] 刘阶平《从聊斋手稿说到铸雪斋抄本》,台北:《书目季刊》,1982年第16卷第1期。

[21] 林名均《成都刘氏所藏写本聊斋志异》,《人间世》,1935年第22期;陈荦《记聊斋志异拾遗》,《人间世》,1935年第29期;籍灵和《聊斋志异逸编》,《人间世》,1935年第33期。

[22] 刘阶平《谈谈〈聊斋志异拾遗〉》,《西北风》,1936年第6期。

[23] 蒲松龄遗著,刘阶平编校《聊斋志异未刊稿》,《农村合作月报》,1936年第2卷第3期。

[24] 刘阶平《蒲留仙遗著考略》,同上。

[25] 路大荒就其所藏旧抄本与赵刻本互校,辑出独有篇目二十二则。

[26] (清)赵起杲《青本刻聊斋志异例言》,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评会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卷首第27页。

[27] 刘阶平《聊斋志异与遗稿》(上、下),《中华时报》,1948年11月15日、22日。

[28] 刘阶平《蒲留仙遗著考略》,同上。

[29] 任笃行《一函不同寻常的〈聊斋志异〉旧抄》,《蒲松龄研究集刊》,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175页;袁世硕《〈聊斋志异〉康熙抄本补说》,《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353—374页。

[30] 刘阶平《从聊斋手稿说到铸雪斋抄本》,同上。

[31] 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同上,第381页。

[3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82页。

[33] 刘阶平《蒲留仙遗著考略》,同上。

[34] 路方红《路大荒传》,济南:齐鲁书社,2017年,第165—167页。

[35] 路大荒《聊斋全集中的〈醒世姻缘传〉与〈鼓词集〉的作者问题》,《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5年9月4日。

[36] 刘阶平《〈醒世姻缘传〉作者西周生考异》,台北:《书目季刊》,1976年第10卷第2期。

[37] 刘阶平《刘阶平致蒲松龄纪念馆函》,同上。

[38] 刘凝慧《大哥刘阶平》,潍城区政协文史外事委编《潍城区文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同上,第250页。